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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启蒙文学史观的合法性及其限度——以程光炜《历史的转轨》为例看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观念问题

更新时间:2007-04-11 01:19:09
作者: 刘复生  

  

  (一)

  

  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相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某种稳定局面[i],“当代文学”的研究显得极其活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背景和知识话语中形成,并被合法化了的现、当代学科间的等级秩序受到强有力的质疑,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观念与现代性的知识态度也成为反思与清理的对象[ii]。于是,“17年”及“文革”作为一个独特的甚至更为激进的“现代的”文学史阶段以及它的复杂性质,被重新纳入了研究视野,而不是像在“二十世纪文学史”等启蒙主义的知识框架中被认为的那样,看作只是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 之外的一段历史的意外插曲或中断。另外,随着与“十七年”必要的时间距离的拉开与时代的转折(社会道路,意识形态背景),某些话语禁忌的消失,也使“当代文学”的历史相对经典化,使得更为历史化的研究态度和方式得以形成,对于当代文学这门当代学科体制的一个分支学科来说,它也越来越显示出作为一个经典学科的史的品格[iii],这和1980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的片面繁荣而史的研究薄弱形成鲜明对比。

  1990年代末以来,“十七年”及“文革”的研究事实上成为带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动力,对这一时段的研究极大丰富了对所谓二十世纪文学的总体认识,对它的复杂性的揭示或呈现,也挑战了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带来了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不得不使用这个当代学科体制的分类法)的结构性的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对“两个转折”的研究(1940-1950年代的转折及1970-1980年代的转折),不仅在时间上串联起了“现当代”,而且对于全面、深刻把握整体的文学史性质与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iv]。而程光炜的《历史的转轨》是这一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它显示的不仅是上述文学史研究的变化,而且在价值立场、文学史观念或历史观念,及文学史写作技术等方面,也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

  正如前文如述,当代文学研究在近年来的新拓展建立于对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观念的反省与批判之上,这显然构成了《文化的转轨》的一个写作背景;但另一方面,《文化的转轨》又禀持着一种“启蒙”的基本价值立场。程光炜的这部著作以高度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

  启蒙主义文学观念(本文中我用它来作为1980年代形成的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史观的统称,其内部成份也很复杂)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出现危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价值立场上的分化(这也和思想界的普遍分化有关)。于是,与仍然占据形式上的重要甚至主要地位的启蒙文学史观相对,开始出现相对“另类”的文学史叙述,甚至可以说这种另类的叙述越来越生成为推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力量。[v]这种叙述打开了被启蒙主义理论话语所遮蔽的历史视野,显示了其理论活力。它直接或潜在地建立在对启蒙主义文学观的质疑与批判上。如果说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预设或理论前提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基础上:传统与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等,那么,这种叙述正是要取消这种二元对立,对现代性也持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立场。这种知识的转型一方面造成了一些学者反省并抛弃旧有的启蒙立场[vi];另一方面,它也对那些仍持有启蒙主义知识立场的学者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调整和回应:或者是将自己的启蒙主义姿态偏激化,增加某种论辩姿态[vii];或者是有限度地吸纳对方的合理性,使之在保持启蒙主义某些前提的条件下,发展出一种更具弹性、活力和张力的新的理论框架,从而激发出启蒙主义史观内在的合理因素。

  只有在这一学术史的背景下,在这两种文学史观念的对话关系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历史的转轨》的内在理路及其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历史的转轨》是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对其面临的历史挑战的一次非常精彩的、深刻的回应,它把对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因素纳入进来,并反思性地进行了自我修正,把其合理性最大程度地呈现出来。在当前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语境中,它还构成了对其理论对手的互补性,纠正了其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的偏执。当然,从另一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本书看作整合不同立场的学术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更富弹性的叙述框架的努力,但从其基本立场或倾向性上,我还是更倾向于把它看作在启蒙主义平台上对其他思想资源的整合。

  这使它成为在这个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面临危机的时刻对它的一次深化,也是一次拯救。在经过修正的旧有的研究范式之内,它容纳了更复杂的历史叙述,这使它极大超越了那种未做反省的启蒙主义姿态。在形式上,本书的启蒙主义立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是清晰的,这可能使我们很容易将它等同于一般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研究,但它内含的对启蒙主义或者说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念的调整、选择与自我批判,它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视野,使它充满独特的发现,极大丰富了对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理解,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些极富历史启示意义的问题。这是令人难以忽略的。

  《历史的转轨》研究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在由“现代”进入“当代”的历史转折期被“左翼”、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命名”的历史过程。程光炜揭示了这一命名背后的权力运作。他显然自觉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鲁郭茅巴老曹”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自然”的现实,而程光炜发掘的则是他们被自然化、经典化的过程,以及它背后的选择、排斥和压抑的机制。伴随着这一“命名”和知识的形成,是当代或社会主义文学新体制的生成或者说当代文学体制合法性的建立。“‘鲁郭茅巴老曹’是经过文学史精心策划和‘型构’的一个文学经典。”程光炜显然不是要颠覆它们作为经典的地位(这是“重写文学史”的思路),而是清理经典被特定的现代体制、意识形态或特定的知识型所构建起来的历史,它考察的重心是社会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性的文化实践的内在秘密,以及这一体制的规训技术和运作机理。书中除了细致地对历史过程和具体历史情境中心态的描摹,还展示了多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大学、传媒等在“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象征化,并内化为体制权力一部分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程光炜充分运用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把当前一般的文学研究所不太注意的社会生活层面纳入视野,如“鲁、郭、茅”纪念馆的建立,故居的维护、改造,丧礼的规格,以至收入状况,政治、生活待遇,等等,从而揭示了当代体制对这些生活领域的渗透。

  所以,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上,在“老实”的外表下。本书具有一定的前沿性,或明或暗地运用了多种理论武器,他的理论针线筐其实非常丰富。这有点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从中也可看出当前文学史写作方式上的一种变化趋向。

  

  (二)

  

  我想,程光炜选取“鲁郭茅巴老曹”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因其被体制化命名的经典性和巨大象征性之外,还有特殊的用意。

  鲁迅连接了“五四”向“左翼”文学兴起的历史,以及对他个人来说并不十分顺畅和彻底的转换过程,他见证与参与的是“左翼”最有活力的阶段(虽然也有某种危机或危机的征兆);“郭、茅”则是由“五四”而“左翼”继尔而“当代”,也即是从“五四”出走并“超越”“五四”,相对“自然”过渡的重要人物,因而,“五四”话语与“当代”体制之间的内在紧张呈现复杂的情形;“巴、老、曹”则基本上是从三、四十年代从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进入“当代”的,基本上属于仍停留在“五四”话语体系中或带有“五四”流风余韵的所谓自由主义作家。所以,“鲁、郭、茅、巴、老、曹”内部其实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鲁”,作为过早中断了向新体制延伸线索的人,成为一个被意识形态过度象征化的人物,“郭、茅”与 “新体制”的关系相对复杂,既具有和新体制的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又有和“五四”的历史联系,“巴、老、曹”则相对单纯。但这些被命名的大师们有一点是共同的:相对于“正宗的”,较少历史负担的解放区作家来说,他们都是从“当代文学”(及作为其萌芽的解放区或延安文艺)的外部进入的。这正构成他们巨大的象征意义,因为一个新体制的合法性不可能单纯建立在自我确认上,外部的主动认同与归附才能真正提供自身合法性的有力证明。

  正如程光炜富于感性的叙述表明的,左翼文化在自身尚未能提供或未来得及提供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文学经典的前提下,对既有文学传统的借用并加以“左翼”的解释,从中发掘自己所需要的某种历史的与文学的性质,就是历史的必需。而且,“鲁郭茅巴老曹”由于历史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如不被纳入新体制,将形成一个独立的、可以和新体制相抗衡的精神资源,这是新体制必须将他们“收编”的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当然,他们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文学态度也的确为新体制提供了或配合了这种收编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收编”仍意味着以新的话语解释并化解其潜在的异质性。新体制给他们安顿了组织、体制中的位置(鲁迅的位置是纯粹在象征领域内的),从而现身说法,成为活着的示范,也成为规范性的力量。

  于是,“转轨”过程中“鲁、郭、茅、巴、老、曹”与“当代”体制的紧张就成为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也构成了程光炜研究“转折”秘密的一个适当的切口。通过“鲁、郭、茅、巴、老、曹”进入“当代”的命运,程光炜要寻绎的是从“五四”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精神转折的内在逻辑。在他看来,当代文学规范的生成正是建立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资源的借用、改写、窄化,以及在某些层面的延续与扩充上。“郭、茅、巴、老、曹”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五四”精神遗产的象征或人格化。他们的命运非常适合来表达程光炜的文学史观和历史判断,即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某种精英主义的文学史观。贯穿在全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和既往的文学发展史一样,二十世纪的文学史的主导力量仍然是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精英知识分子,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失误也和他们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的失落有必然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转轨”正意味着民族国家为了自己的现代目标对这种传统的取消。当然,相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一般的启蒙主义思路,程光炜提供了一种更深刻、复杂,也更具隐蔽性的叙述。比如,他认可这一体制具有某种合法性或具有一个合法性的起点,充分发掘了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磋商、交换的复杂机制,这是一种基于同意与妥协、合谋与对抗复杂关系中的交换机制。这种解释模式显然比那种压抑-屈从的简单模式要复杂、深刻得多。

  即便如此,在程光炜的表述中“启蒙主义”的意识还是非常清晰,正如洪子诚在评述《历史的转轨》时所言:“‘转折’是否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失误的阶段?‘当代文学’的建构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程光炜认为,‘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播与反省’,‘有赖于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而非有赖于城市平民、农民也即民间和平民社会阶层’,‘中国现代文学实际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新贵族文学’(《文化的转轨》,第230-231页);在他看来,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失误,正表现在这一‘传统’的中断(或受到破坏)。”[viii]

  在这一基本观念的统摄之下,程光炜建立了他颇具文学性的也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这种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全书采用的清晰的戏剧性结构:一部知识分子被新体制压制,精神迷失、沉沦(虽然也有有限度的质疑与反抗)的多幕悲剧。正如海登·怀特的说法:历史学家在研究一系列复杂的事件过程时,开始观察到这些事件中可能构成的故事。当他按照自己所观察到的事件内部原因来讲故事时,他以故事的特定模式来组合自己的叙事。读者在阅读历史学家对事件的叙述时,逐渐认识到自己所阅读的故事是某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传奇、悲剧、喜剧、讽喻、史诗,等等。当读者识别出他所阅读的故事所从属的等级或类型时,这就获得了阐释故事中的事件的效果[ix]。历史话语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会采取不同的叙事模式或故事类型,也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目的和效果。程光炜的结构复杂的交叉讲叙笼罩在一种悲剧气息中,它始终给我们以某种心理的压力,给读者一种不断逼近悲剧性结局的暗示和宿命感。

  在程光炜的描述中,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确立文化主导权的一个核心环节,“命名”具有文化上的暴力性,它与知识分子“道统”之间产生了悲剧性的冲突。“应该说,作为人文精神积淀的道统,与作为政治斗争武器之一的战士,是两种含义不同的所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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