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编订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学习文献，规范政治学习范围，推动全党更准确地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精神。此后，党内政治学习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反省检讨模式为主。通过将集体学习与自我反省注入文件学习之中，并加以组织引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干部思想纳入文件所指向的轨道，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先领会文件精神，后开展工作”的模式。通过“读文件”的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政治理论学习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向，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学习型政党”建设理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干部教育　整风运动　文件学习　 “二十二个文件”

　　 不断加强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追求。列宁曾说：“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十分重视干部的教育训练以及学习材料的供给，要求上级党部要“注意供给下级党部之教育训练材料”，并提出“中央及各省须创办专门登载教育训练材料及党内讨论的刊物”。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新鲜血液的大量涌入，以学习武装党员头脑更成为迫切之需。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要“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大规模推行学习制度化。1939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党的学习制度与内容安排有了基本框架，并为此后的干部学习所因袭。不过，彼时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材料相对宽泛，按照李维汉的说法，包括马恩列斯的学说、联共党史、共产国际纲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党报等。1941年底，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自身读物在教材中的比重。1942年初，根据《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精神，中共中央出台二十二个学习文件，干部学习向“二十二个文件”集中。

　　 伴随学习运动的深入，“读文件”成为干部政治生活中频繁出现的活动。1942年以后，由集中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而兴起的学习模式，逐渐渗透至常态化学习中。然而，这一过程中的“读文件”行为，尚无专门研究。因此，以“读文件”为考察对象，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各类运作机制的研究多有出现。总结中国共产党文件学习的系统化机能与制度十分必要。“读文件”如何在实践层面得到贯彻，又如何发挥效用，对统一全党思想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何作用，值得进一步追索。本文着重解析1942年以后中下层干部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读文件”学习活动，聚焦文件在干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发挥的几种典型作用，进而呈现中国共产党所倡导之“学”与“用”的内在联系。

　　 一、 向文件看齐:“二十二个文件”的出台与学习观念的革新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中，列出18个学习文件，并要求各单位“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在阅读与讨论中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及全部历史。4月16日，中央再次补充4个学习材料，与之前的18个文件统称为整风的“二十二个文件”。5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6月7日，总学委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开始编组研究某些文件，中共中央先行开展文件的集中研究。6月8日，中央宣传部作出指示，要求“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停止一切其他课目”，“机关部队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应尽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学习时间”，专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如此一来，整风学习有了固定的核心材料，干部学习向“二十二个文件”集中。

　　 “二十二个文件”各有侧重。艾思奇指出，要“先讨论‘四三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联共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等，作为一个‘总论’”。按照中央直属系统的研究计划，文件学习分为粗读与精读两阶段。粗读阶段为期一个月，浏览全部文件，并讨论“‘四三’决定和毛主席二月一日的报告”。精读阶段则按照综合研究、学风、文风、党风顺序进行。其中，整顿学风与党风的学习占据大部分时间。“综合研究”部分的内容与艾思奇提出的“总论”文件基本一致，足见这几种文件的重要性。毛泽东的报告与“四三决定”属于整风学习中提纲挈领的文件。而“联共党史结束语”与“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这两份源出苏联的文件，也颇受毛泽东推崇，他要求中央学习组要先行讨论这两份文件。

　　 毛泽东反对“言必称希腊”，并非排斥苏联文件。相反，他从苏联领袖的言论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然，这种资源须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加以诠释，方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运动中落地开花。以“联共党史结束语”为例，这六条结束语既是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精炼总结，也是其理论观点的集中体现。由于其高度的理论概括以及强调马列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对其推崇备至。1942年初，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演讲，即引用结束语第四、五条，批判党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现象，阐述正确的思想方法。同年底，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重点讲解了另一部苏联文件“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结合西北局出现的问题，逐条分析。经过讲解，文件被赋予了鲜明的毛泽东思想特质。

　　 毛泽东的再诠释，使苏联方面的理论得以更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同样以苏联领袖言论为主体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亦录有毛泽东《论新阶段》的部分论述。检视“二十二个文件”，其中共有9个文件为毛泽东所著，另有两个由毛泽东经手修改。可见毛泽东的理念对于文件学习的影响。可以说，“二十二个文件”为全党规划出一个明确的学习范围。毛泽东称赞，只有学习文件方可避免“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的思想不统一现象。以此为标志，过去长期存在的脱离具体问题、书斋式的、单纯而抽象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风气发生转变，逐步围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论述为核心的文件展开。

　　 “四三决定”可视为全党学习文件的肇始。“四三决定”发布当月，陕甘宁总学委即召开会议，“正式规定阅读整风文件为业务学习课程内容”，边区学校的学生与剧团演员也要以文件学习为辅助课程。前方根据地与部队的学习安排也随之发生转变。如一二九师1942年的春季整训仍按照以往学习模式，偏重政治理论，分组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及党建，之后则改变了方法，将干部教育重点放在整风与文化教育上，停止了政治理论学习。山东根据地自1942年7月以后，将“过去政治、理论、文化、业务四种学习暂停，集中精力来学习22个文件”，并重新制定学习计划，“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分为三部分，首先从整顿学风开始。精研细读记笔记，并实行小组和大会讨论”。新四军要求参加研究文件的干部，除工作必看书报外，停止其他学习，每天至少抽两个小时，专门致力学习两三个文件，并由总学委统一总结。可以看到，在“四三决定”的影响下，干部的学习安排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学习内容集中至“二十二个文件”，学习管理也统归各级学委。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细致地规定了研读文件的方法，将研读分为粗读、精读、笔记以及讨论四步。读文件前要先拟定反省主题；读文件中须领会文件精神，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做笔记时则“要联系到自己，联系到现实，以求由抽象再回到具体地去了解问题”；做过的笔记，须“时常翻看，俾便改进自己的思想”。最后，逐条讨论所读文件，联系实际反省自己，且领导方面应以身作则，“首先自我批评，作为模范，来引导大家反省”。

　　 由此可见，干部能否通过阅读文件来发掘与检讨自身不足，是检验文件学习是否有效的标准。因此，此时的文件学习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而是必须“有的放矢”的反省检讨式学习。“四三决定”将“中央关于党性决定”等文件称作“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即有转变思想、打破禁锢之意。如艾思奇所说，老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亟待革新。

　　 检视干部们的反省内容，不难看出“破旧立新”的意味。如一位晋绥干部在整风座谈会中说，过去他虽学习过党建、中国问题、联共党史、马列主义、西洋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多门课程，但却是“只学理论，没有学实际，只是孤立的静止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以学习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另一位干部则通过讲述自己的学习史，把反省过程体现得更为生动：

　　 那时，我认为只有马恩列斯的成套原著才算是理论，就以联共党史为主要学习材料……遇有警句，就抄在本子上记住，以便在适当时候查阅……在开学习会的时候也就引原句，而毫不想到理论只有在指导工作时才能显示其重要性。其结果，学习时不注意和工作的关系，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忘了理论。

　　 可以看到，尽管阅读原著、摘抄警句并时常引用，是颇为常见的学习方法，但如果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可能导致“学用脱节”。对过去学习方法的反省，直观体现出整风学习破旧立新的旨趣。不过，这种反省有时亦有缺点，易造成为反对而反对、对过去的学习方法全盘否定的不良风气。如有的干部将过去在随营学校和训练班所学的内容都归为教条主义，甚至过去读的文艺书籍，也觉得读错了。然而，这样的风气也能从侧面说明，党内许多干部已然逐渐形成革新学习观念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助于干部时刻反省旧有的思维误区，并快速接受新的学习模式，从而确立起文件精神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性。王林在日记中，或许是不经意间道出了实质：“我学以致用的意识太差，而知识分子为求学而求学的心理反倒很浓厚。例如今天读整风文件改造与检讨自己，心中潜意识总感觉不如读简史和中苏文化历史知识有兴趣，这倾向便表现在写剧本的不密切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倾向于说明和表现已经过去了的时代。”

　　 二、 有的放矢：集体学习与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观念的革新带来学习路径的变革。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用“有的放矢”的巧妙比喻，来形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具体言之，“矢”指的就是中央规定的代表正确学风、党风、文风的文件。“的”则是“每一部门的工作”，是“每一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是机关以及个人工作中“三风不正的地方”。

　　 箭在弦上，不能虚发。文件的学习，有着强烈的指向性。学风、党风与文风所对应的学习文件，正是为了射向党内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在干部学习的具体实践中，当上级认为当前工作中存在某种突出的问题，或是党员干部出现不良的思想倾向需要及时纠正，往往会穿插开展文件学习，选取有针对性的文件，以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为推进工作作准备。

　　 1942年底，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布化十二条”，堪称运用文件“有的放矢”的典范。他将其中各条逐一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元化领导、统一战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结合起来，用以阐释他自己对某项工作的要求，或他希望解决的某些问题。事实上，为期两天的讲解本就不是单纯的理论讲解，历时近三个月的西北局高干会，正是为集中解决某些不良倾向而召开的。在讲解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文件的“矢”，解决边区一系列问题。此次讲解向全党作了一次学习文件的示范。如李卓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提出，“讨论检查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讨论研究毛泽东报告的这十二条。在其范导下，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加紧建立各级领导核心，要求根据整风精神，学习“布化十二条”中的第九条（论建立领导核心），以实行自我反省，使干部严格地纠正自己的宗派主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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