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以来，研究杜诗的章法、句法、字法的论著很多，散见在各种诗话、笔记、文集中。字法可归在现代修辞学的辞格内。句法离不开章法。句法有对属、有组合问题。组合是关于虚实、单双字的离词读法，和章法同是结构问题。对属美恶，是汉字特点的产物。《文心雕龙·丽辞》篇专论这事。后代越讲越繁。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论沈、宋、王、杨诗艺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看对属能。”看得丽辞很轻。这事当别论。但维护丽辞的人，总是说，奇偶相生，根于自然，非由“外铄”。也不无道理。为什么说句法离不开章法呢？因为我国文学观多以生理机体去说文章结构。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孔融（文章）体气高妙。”“文以气为主。”后人多认为，“气”即刘勰所谓“风骨”（《文心雕龙》有《风骨》篇）。《文心雕龙》又有《体性》篇，《赞》云：“辞为肤根，志实骨髓。”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总之，无论说肌理骨骼或说根华枝叶，都是用生物做比喻，可知中国人所欣赏的美，重在它有生气，任自然。这样，一句实是一章的机体的一份，岂可离章觅句？在西方，黑格尔老人也有同样意见：

　　 有机体……经过生气灌注的统一。……它们才能维持它们特殊的个性。……例如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的存在，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体上时那样。……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获得它的地位。（《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

　　 在《小逻辑》里，他说得简明一些：

　　 身体上各个分子或官肢之所以是它们那样，只由于它们的有机统一，或由于有了有机统一的关系。比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名虽仍可叫作手，实已不是手了。这点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贺麟译，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

　　 句和字对一首诗的关系，岂不是有些像手对于身体的关系吗？离句无字容易理解；其实离篇无句，亦是当然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少陵寄高达夫诗云：“佳句法如何？”可见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从章法、篇法来者。

　　 我们不妨姑举一二例。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古推为名句。如果截去“结庐在人境”四句，及“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单举“采菊”一联，也难以说明它是胜语。又如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也是古今绝唱。但如不见这一联以下至篇末，也就不能如读全诗时感到它确是“惊人句”了。这是因为文艺作品的美总是完整的。完整才充实，完整才匀称。孟轲说“充实之谓美”。单薄、一色，怎么能说是仪态万方？

　　 自《沧浪诗话》主张：“汉魏古诗，气象浑混（胡应麟引改作“浑沦”），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以后论者不一。胡应麟以为魏人已有工句（举曹子桓兄弟，见《诗薮》）。费锡璜《汉诗总说》以为：“诗至宋齐，渐以句求。……汉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难窥，何况字句？”方东树又说：“齐梁以下，有句无章。”（《昭昧詹言》）看他们的结论，似乎相同，都是说汉诗有篇无句，六朝有句无篇，唐人除重篇、句外，又重下字法。细看他们著书的思想，胡应麟是复古派。方东树是推重杜、韩、苏的，说杜、韩、苏能够用古文法为诗，所以绝高，六朝人根本不知道章法。严羽意在唐，不在汉。费一味推崇汉诗，与胡实际相近。惟他们同说汉诗无句可摘，是汉诗绝高的地方。

　　 其实，汉诗不能摘句，不是所谓高古天成，实是木质少文或“属辞无方”（刘勰评班固、司马相如诗作语）。再者，汉诗亦非不可摘句。如“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诗具在《玉台新咏》。句子工妙的略举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些“古诗”的作者或许不是枚乘。刘勰判断说：“比彩而推，两汉之作乎？”是够谨慎的。

　　 由上举的两点理由而言，有些汉诗不可摘句，证明汉诗并非全好；但汉诗亦有句可摘，不异于六朝唐宋诗。结论应该是：不可摘句，未必不是好诗；有句可摘，未必是好诗。总之，诗的好坏，和有句可摘与否，正如和作者的时代一样，是无必然联系的。

　　 本文从第一段到这里，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说句法、字法不可离开篇章去讲。因为一首诗是一个统一的意象有机体，字、句不可能离开它。正如字离开了句子是另一回事一样，句子离开了整个篇章也是死的。讲修辞必须往活处讲，不可往死处讲。第二，我也反对以“古”为修辞准则的老看法。但也不主以“今”为修辞准则、以“外”为修辞准则的看法。因为这也不是往活处讲，是往死处讲。

　　 为什么讲杜诗要讲杜诗的起、结呢？我是在学习西方近代修辞学的时候，觉得可以把他们讲“语境”的意思，借来和我国固有的说诗要“知人论世”的观点结合运用起来或可别辟一路。不妨尝试一下。

　　 古人的经验证明，作诗起句、结句很难。《文心雕龙·镕裁》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章句》曰：“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辞，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傅会》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辞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克终底绩，寄深写远。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趑趄，踟蹰）’也。惟首尾相援，则傅会（傅辞会义）之体，固无以加于此矣。”钟嵘《诗品》论谢朓：“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作大篇，尤当布置。（须）首尾匀停，腰腹肥满。”“一篇全在尾句。……”严羽《沧浪诗话》：“诗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王世贞《艺苑卮言》：“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谢榛《四溟诗话》：“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意有余。”王世懋《艺圃撷余》：“诗称发端之妙者，谢宣城而后，王右丞一人而已。”方东树《昭昧詹言》：“诗、文以起为最难。妙处、精神全在此。”“凡结句都要不从人间来……奇险莫测。如韩《山石》是也。”外国文艺家亦有论起、结的，只录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论起句为例：“有一天，（在托翁家里）一卷普希金的诗摊在桌上，恰好是《片断》一诗。它的开头一句是‘客人来到了乡居’，托尔斯泰给在场的人们说，这几个字一下子把人物投入了事件的中心，是小说开头的好典范。……托尔斯泰立刻把《安娜·卡列尼娜》写起了头。那第二句，亦即叙事的第一句写的是，‘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莫德《托尔斯泰传》，徐迟译，第十章，342页，一九八四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高尔基说：“（文艺作品）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平常得好久去寻求它。”（《论写作》）

　　 上文我引了宋、明、清诗话中论起结的文字。比起六朝、唐人的论述来，宋明人的话比较具体，清代学者所论就更具体。如方东树，可为代表。一部《昭昧詹言》，通论部分，全是讲义法。篇法（即章法）应如何、句法应如何、字法应如何等等。卷八论杜诗曰：“欲学杜、韩，须先知义法粗胚。今列其统例于左：如创意（去浮浅俗陋）；造言（忌平显习熟）；选字（与造言同，去陈熟）；章法（有奇有正，无一定之形）；起法（有破空横空而来，有快刃劈下，有巨笔重压，有勇猛涌现，有往复跌宕，有峥嵘飞动。从鲍、谢来者，多是凝对。山谷多用此体，以避迂缓平冗）；转接（多用横、逆、离三法，断无顺接正接）；气脉（草蛇灰线，多即用之以为章法者）；笔力截止；不经意助语闲字（必坚、老、生、稳）；倒截逆挽不测；预吞（此最是精神旺处，与一直下者不同。孟子、庄子多此法）；离合（专言行文）；伸缩（专言叙事）；事外曲致（专言写情景）；意象大小远近，皆令逼真；顿挫（往往用之未转接前）；交代（题面，题之情事，归宿意旨）；参差（专用之行文局，陈叙情事）；而其秘妙，尤在于声响不肯驰骤，故用顿挫以回旋之；不肯全使气势，故用截止，以笔力斩截之；不肯平顺说尽，故用离合、横截、逆提、倒补、插、遥接。至于意境高古雄深，则存乎其人之学问道义胸襟，所谓本领。不徒向文字上求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点校本）

　　 我国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既讲原理，又讲技法。不幸唐宋以来，诗词曲话、文集、杂著，关涉文学的，分一为二。谈理论的不谈技法，论技法的少及文理。章学诚在《陈东浦方伯诗序》中说，有些人的诗是工艺（指技巧）不是诗。表白了学者们厌谈诗艺功夫的心理，也就是诗论越来越离开刘勰、钟嵘传统轨道的原因。

　　 清代的诗论，向来认为有四派：格调派、神韵派、性灵派、肌理派。其实应该加上“义法派”，即桐城姚氏及其学生方东树一派，这是专谈修辞的一派，影响大，离理论虽远，却实说经验，似反胜大而空的议论。

　　 义法的法，实即古代的修辞。这一派的大病在认为法是超越古今，有普遍效用的。这就是死的修辞。把他们的法用来解诗、指导作诗，一无是处。但他们毕竟是清代影响大而久的专谈修辞的一派。如改造他们的核心论点，他们的许多材料还是可以用的。

　　 我认为，绝没有超越时间、普遍适用的义法或修辞律则。我们试引进西方现代修辞学的某些观点，以解释我国古诗中一些修辞事实，如语境说等；再加上我们固有的修辞律则，或可以医治义法派的毛病，使我们的解释更为明通，有助于鉴赏及创作借鉴。

　　 现在让我们回到杜诗起结研究上吧。

　　 杜诗起结，昔人十之九点九是赞美，极少数摘瑕。大多数都说得有理，有理即不可拒不承认。有些却未中肯綮。现在选一些杜诗的起结句（联）来略说个人浅见。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仇注：“首联自为问答，记祠堂所在。”按这样说似乎不错，但殊不解杜甫在蜀心事。杜诗最重起结联，凡杜诗提到诸葛的，都在首联。如“诸葛大名垂宇宙”（《咏怀古迹五首》），“孔明庙前有古柏”（《古柏行》），“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诸葛庙》）。虽不直接提姓名，也是说诸葛亮的。可知这里首说“丞相”，是用重笔。为什么诗人这样崇敬诸葛亮呢？杜甫的政治理想是依靠好宰相辅助皇帝克定祸礼，复致太平，其想望诸葛是必然的。他在夔州作《晚登瀼上堂》诗说：“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吕葛，吕望和诸葛亮。其次是诗人认为西蜀地形险要，镇蜀必得忠君爱民的大臣，所谓“安危须仗出群才”。这也是他缅怀诸葛的苦心。

绝不是唐代到蜀中的人都赞成诸葛孔明的。如薛能（会昌进士）有《筹笔驿》诗，序云：“余为蜀从事，病武侯非王佐才，因有是题。”诗有“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阳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云云。再看李商隐同一题目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