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持续发展与完善，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仅就农村来讲，当前深刻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市场主要有三个：农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消灭了经济作物的超额利润，任何一种经济作物的超额利润都会吸引更多生产者，从而增加经济作物的市场供给，削平经济作物的超额利润。正因如此，凡是政府力量推动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农户收入的努力几乎都是失败的。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一般比种大宗粮食作物的收入要高，之所以收入高，往往不是因为经济作物比大宗粮食作物有更高利润，而是因为种植经济作物投入更大，市场风险更高，且劳动投入更加密集。扣除投入、风险成本，种植经济作物与种植大宗粮食作物的平均劳动报酬几无差异，且这个劳动报酬比全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平均工资略少。之所以比全国劳动力市场平均工资略少，原因有二：一是进城务工经商，远离家乡，生活成本高，且心理成本高，因此如果外出收入与留村收入差不多，农民工就不愿意进城了。二是有大量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留村从事农业生产，中老年农民缺少流动性，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很低。正是大量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中老年农民的存在，而使资本化的农业（主要是种植业）难以在中国发展起来。

　　 婚姻市场是当前影响中国农民生活的又一个重大环境条件。传统乡村社会是相对封闭的，农民通婚圈比较小，大都在村庄附近十数公里最多数十公里范围之内。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出现了女性资源的单向流动，即农村妇女嫁入城市，中西部地区妇女嫁入东部沿海地区，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的山区妇女嫁入资源条件好的平原地区，贫困地区妇女流向富裕地区的普遍情况。传统通婚圈的打破，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产生了女性资源流失地区严重的性别失衡，这种性别失衡对代际关系、婚恋模式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本文重点讨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其含义。全国劳动力市场与全国农产品市场、婚姻市场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二、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传统中国以农为主，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决定农民收入状况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地关系、自然条件以及土地占有情况。在人多地少、土地占有不平衡的传统中国，农民为了养活自己，在土地上进行过密化投入[1]，利用农闲从事手工业等副业，以及通过男耕女织以更加充分地使用劳动力来增加家庭收入[2]。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赶超型现代化目标，有效从农村提取资源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逐步形成农民流动性受到限制，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收入。到20世纪70年代，以苏南为代表的农村开始出现乡镇企业，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从乡村工业就业中获得了非农业收入，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农业普遍存在的劳动力过剩，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极为庞大，农民在农业中的就业不足造成了农民的普遍贫困。从苏南开始的乡镇企业革命迅速向全国蔓延，乡镇企业产值一度占据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乡镇企业发展为农民提供了离土不离乡的获利机会。乡镇企业发展好的地区，农民收入高，农村变得富裕。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工业品短缺时代的结束，乡镇企业本身存在的“散小乱污”弊病变得显著起来，不久，乡镇企业大量关闭。乡村工业化比较早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的升级换代，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乡村工业却一去不复返。几乎在乡镇企业大量关闭的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很快成为世界工厂，沿海地区工业化和中国城市化的加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务工经商机会，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城又进厂，“民工潮”成为世纪之交的突出现象。

　　 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中存在大量务工经商就业机会，数以亿计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很快就冲垮了之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限制农民流动（尤其是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很快清除。进入21世纪，农民拥有了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权利，且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进城寻找非农业获利机会，成为进城大军的一员。农民工冲破体制、地域、行业界限，投入到几乎所有市场机会中，很快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3]

　　 三、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工在全国“盲流”，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松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到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都已清除，全国劳动力市场正式形成。

　　 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数量极其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在全国获取劳动报酬的机会，农民工进城，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工业化地区的农村，之前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再存在；城市劳动力以及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处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对于人多地少资源禀赋差的农村地区，进城务工经商收入远高于农业农村收入，城市务工经商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农村到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工就像洪水一样将所有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空隙填平。在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同时，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优势，并助推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

　　 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重要含义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哪里工资收入高、工作条件好，农民工就流动到哪里去。首先是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逐步向整个劳动力市场渗透，以至于当前公务员也只是大学毕业生的一种选择：选择公务员主要是其工作保障性较好，缺点则是收入水平比较低。

　　 从以农民工为主的相对低端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这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方面），不同的劳动形式、劳动条件、工资收入、工作性质之间存在着替换性。比如技工与普工，工厂与工地，制造业与服务业，雇佣劳动与自雇劳动，工作相对自由与工作纪律严格，脏累重体力工作与脑力劳动，白领与蓝领等等，这些工作的报酬差异既与劳动者的个人条件、偏好有关，又与工作本身的性质有关；所有这些工作，在劳动者个人投资（包括教育、技能、身体各方面）、年龄、能力、偏好与劳动岗位收入、风险、体面性、自由度之间存在着匹配关系，并因此形成了全国劳动力资源的最有效配置。

　　 我们可以就一些方面进行简单讨论。

　　 如前已述，越是人地关系紧张、资源禀赋条件差的农村，农民越是更早及更彻底地进城寻找获利机会。原因很简单，在城市获利机会向所有人开放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收入越低城市社会对其的吸引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资源条件越好、就业机会越多，农村劳动力就越是缺少进城务工经商的动力，进城就越晚、越不彻底。甚至在心态上也越保守。东北地区农村人均耕地比较多，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尤其是黑龙江地区人均耕地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而黑龙江省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仍然留村从事农业生产，很少进城务工经商。苏南等已经工业化地区的农民则因为家门口就有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也不会远离家乡去务工经商。浙江农村情况有特殊性，就是浙江乡村工业往往是以小商品市场为基础的，这与浙江人经商传统又有关系，所以浙江人偏爱冒险做生意，而不似苏南、珠三角农民那么保守。人地关系比较紧张的四川、河南、贵州等省的农村劳动力在进城体制障碍仍然很多的时期，早已进城寻找机会去了。这些地区农民进城不仅很早，而且年龄比较大了也不愿返乡，因为返乡务农收入远低于城市务工收入。

　　 在资源禀赋条件方面，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也是深山大川地区，人地关系紧张、自然条件恶劣、农民比较贫困，城市就业机会对他们来说有巨大的收入吸引力。不过，一般来讲，深山大川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相对封闭，农民受到教育比较少，他们对城市工作的适应能力（文化水平、心理、甚至身体等）较差，以及文化上相对传统、保守（不习惯陌生人社会，缺少长时间工作的习惯，语言不通，满足于温饱生活等），所以他们可能现在才开始进城务工经商融入全国劳动力市场的进程。

　　 相对来讲，云贵川农民更愿意从事相对自由的工地劳动，鲁豫皖农民更愿意进工厂劳动。工地劳动相对辛苦，工资水平比较高，但不够稳定。而工厂劳动相对稳定，工资水平不如工地高。另外一个决定工地与工厂劳动差异的是年龄：工厂劳动往往对耐力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生产线上的工作，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工作比较精细，年龄大了就缺少长时间在生产线上劳动的优势；反过来年轻人一般不愿到工地上从事脏累劳动；因此就有更多年轻人在工厂劳动，而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在工地劳动。

　　 技工相对于普工收入要高，不过，技工往往不仅要有较高教育程度，较多前期人力资本投入，而且技术通用程度（流动性）较差，而普工可以随时依自身条件选择工作机会。

　　 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以后，沿海地区农村的农民与全国农民处在同样的劳动力市场中平等竞争。沿海发达地区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愿意进工厂从事蓝领工作，年轻人则相对不愿意与外地农民工同台竞争，而倾向于白领工作。白领工作机会较少，沿海地区年轻人因此选择“伪白领”的工作，以显得体面，比如村办公室打杂、文秘会计、保安等等。因这些工作岗位竞争者众多，其收入低于工厂蓝领工作。

　　 与沿海年轻人择业意向类似，当前中国大学毕业生一般都不愿进工厂工作，也不愿从事技术性工作，而多希望选择白领工作，或自己创业，结果显示，有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远不如技术工人。

　　 在务工与创业之间也有转换。有人倾向于自己创业，只要自己创业的收入高于务工收入，这样的创业就可以坚持下来。如果创业收入无法支付个人自雇的劳动力成本，这样的创业就坚持不下去。创业前期投入较大、风险较高，如果成功了就有较高收益，而失败则损失很大。创业能持续下去的基本条件是创业者可以获得市场平均劳动力报酬。

　　 自雇劳动比如城市摊贩的好处是相对自由，如果摊贩收入高于务工收入，就会有更多人加入摊贩行列。如果摊贩较高收入是与更加辛苦的劳动和更大的风险（比如被城管驱赶）相关的，就会有较少人加入摊贩行列中来。

仅就城乡来讲，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就越多，他们进城的程度就越彻底，这种彻底包括尽可能相对较大年龄返乡，以及更有可能在城市安居。如果遇到经济波动，城市获利机会减少，进城务工的年龄相对较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会提前返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