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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无我、平等与慈悲——中华大乘佛家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2-12-08 22:26:58
作者: 何哲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佛家思想毫无疑问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佛法具有思想文化和宗教形态两层属性,抛却宗教形态,在哲学与文化上,佛法本质上是追求个人自由与解脱的无神论,与中华内在的追求自由自然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因此,自佛法东传以来,佛家思想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开来,形成中华大乘佛家思想。无论是上层宗室和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黎民百姓,在大部分时间内对其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乃至信仰。上层追求其内在之细微的哲学思辨与自由精神,而下层则寄托其信仰。佛家思想与中国本土的道家和儒家思想迅速结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形态,成为中华传统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中华大乘佛教与印度本土原生佛教的重要区别在于出世的修行与强烈的入世精神的结合,所谓自渡渡人,强调不能独一解脱而需要在世俗中普渡众生。因此,中华大乘佛教思想长期以来不仅是个人修身之法,更是治理之道。中华大乘佛家思想具有强烈的无我意识、彻底的平等精神和伟大济世的慈悲情怀,对今天人类治理体系的完善,依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化;佛家思想;治理;启示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包括文化与治理、技术与治理、国家发展战略等。

  

   在当前,人类显然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关节之中,包括环境危机、新技术挑战、国际冲突、经济格局变迁、文明交汇、社会内部矛盾等各种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当代集中的同步发生,这从而产生了对传统治理格局的严重的冲击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人类整个治理体系的迫切需求[1]。对治理体系的完善而言,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所谓现代的制度构建不可谓不完备,然而,如此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什么在面对新的治理冲击时依然捉襟见肘,甚至漏洞百出?人类在自工业革命以来迈上的一心追求物质文明的道路是否是毫无问题的?这是当前进一步反思和完善人类治理体系所必须回应的重大问题。

   中华文明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中,是非常殊胜的文明,这不仅在于其是唯一具有长期连续的信史纪录的文明,也在于在中国漫长的治理历史中,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的充分融合。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交融演化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释道为核心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佛家思想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佛法自东传以来,一方面作为宗教形态在中土传播,形成了以禅、净、律、密、法性、唯识、天台、华严等八大宗派的大乘佛教体系。另一方面,则以思想文化状态在社会中广泛渗入,自东汉以后,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黎民百姓,历史上很多阶段对佛法都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和信仰,从而深刻影响到了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运行的稳定。

   正因为此,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治理的探究,就不能不重视和剖析中华大乘佛家思想以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究其佛法根源,佛法具有思想文化与宗教两种属性和形态。在哲学方面,佛法本质上是追求个人解脱的无神论。因此,对佛法的研究,不能仅将其作为一种宗教而摒弃,而是要抛开宗教的外衣去透视其内在的文化思想和治理价值。可以说,中华大乘佛家思想已经与印度原生佛教具有相当大的不同,其深深打下了中华本土的烙印和实现了与原生文化的和谐并融,成为一种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基因。其所具有的无我、平等、慈悲的精神无论对于古代社会的治理,还是对于今天和人类未来的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中华大乘佛家的形成与演化

  

   要探究中华大乘佛教的形成与演化历史,就需要首先来看整个佛教体系的发展脉络。佛教大体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北印度(今尼泊尔一带),由王子释迦牟尼所创。对佛教具体创立时间在学术界长期有所争议,因为自古印度无信史,历史时间概念不严谨。释迦牟尼所创的佛教被称为原始佛教[2],其核心在于四个字,即苦集灭道。其基本要义在于:首先人生皆苦,苦缘为集(执着、占有、贪婪),灭集成道,得道成乐。当然,释迦牟尼的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原创,还大量借鉴了婆罗门教的广泛的普遍修行方法和知识体系[3],如禅定和轮回,但其核心要义与婆罗门教有三点根本不同,一是从婆罗门教的梵我合一转向清净涅槃;二是强调打破种姓阶层人人可以修行得道;三是强调对世俗的脱离,提倡出家修行,不主张参与实际政治。

   释迦牟尼入灭后,很快僧团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分裂,以历次佛经结集为端由形成了所谓的上座部和大众部的根本分裂。由于佛法的高度辩证性,不同教派的核心观点分歧其实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上座部更坚持释迦牟尼本人的原始教义,主张严守经典和戒律,而大众部则更偏向于包含更广泛的思想,于戒律则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在大众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后世的大乘佛教体系。此后,历经龙树、马鸣(公元一、二世纪)、无著、天亲(公元四、五世纪)等学者的不断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缘起性空和中观唯识的大乘思想。至公元十世纪左右,佛法在印度逐渐被印度教取代而式微。

   自佛法诞生以来,主要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传播,一是沿着印度洋岸向东南亚传播,包括今天的缅甸、泰国等,形成了所谓的南传佛教。[4]而另一方向则是向北传播,这还分为两途,一是直接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与西藏原生的苯教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体系。二则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向西北进入西域诸国,再于汉代起沿丝绸之路向汉地传播,逐渐融汇贯通形成了中华大乘佛教体系。当然,此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续也有僧侣从印度直接乘波而来,如达摩,再北向进入中原。佛法在进入中土后,历经汉末、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几大发展盛世,尤其以鸠摩罗什和唐玄奘的大规模译经为标志,迅速地融汇进入到了中华文明体系中,逐渐成为自黎民百姓到士大夫阶层乃至皇家的普遍信仰。

   值得推敲的是,一是为什么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然而最终佛教却几乎渺无踪迹?二是为什么在佛法东传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着回小向大的趋势?乃至于在东土所立的八宗中,几乎全部为大乘教派。这就要根本性地探寻中华文化与佛法之间内在的联系了。

   中华原生的本土哲学体系显然是道家体系,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在道家的基础上,分裂出了诸子百家。上古儒道同源,用班固的话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汉书·艺文志》)。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孔子述而不作,所立六经中,《易》为群经之首。可见儒家非教,亦奉道为上,儒家的仁、性、礼本质上是大道在人间的表征,可谓是大道秩序的人格化。而法家作为中华大一统的直接推动者,是事实上深刻塑造中华国家形态的学说,其根源亦来自于道,《黄帝四经·经法》清澈指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因此,法家本质上是大道秩序的人间化。此外、如墨家、阴阳等更是来自于道家,故《庄子·天下》云“道术将为天下裂”。由此可见,在佛法东传以前,中华本土形成了奉道为宗,百花齐放的思想格局。而道家的深刻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本体论思想,以及“道可道、非常道”的深刻辨证思想,与大乘佛教中的缘起性空以及“诸相非相,诸法非法”的思想,形异实同。而道家的“道生万物”,“道术为天下裂”的思想与大乘佛家“一切法皆为佛法”的宏大教观如出一辙。而在个人修身方面,大乘佛法的行善与儒家的行仁亦高度一致,佛家的个人禅定与庄子的坐忘心斋亦同,因此,当佛法东传后,面临着的是具有高度类似活跃思想的东土的接纳,也就是达摩东渡后所谓的“东土神州,好一派大乘气象”。而东土的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文明亦欣喜地发现了另一种与己类似又表述各异的思想体系。因此,佛法一亟东传,立刻就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乃至形成了比印度原生佛教更为繁盛的景象。

  

二、中华大乘佛家的核心思想与精神

  

   究其中华大乘佛教的精神,其核心在于理解三个关键词汇,其一为佛教,其二为大乘,其三为中华,在此基础上,则可以统观深刻地领会到其要义。

   (一)  原始佛教的核心要义

   佛法首创于释迦牟尼,但佛法思想却并不为其所独有,而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演变的,这在任何教派思想中皆同。释迦牟尼所创的原始佛教其核心经典在于破除人之烦恼从而实现清净涅槃。释迦牟尼为王子时,享尽世俗之极乐,却依然不得安心,观世间众生之苦而不得解脱,认为人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色、受、想、行、识)盛。因此,释迦牟尼认为人生皆苦,无一不苦。更严重的是,在轮回之中(婆罗门教即有轮回思想),人生生世世投胎,乃至于要投胎到其他诸如恶鬼、地狱、畜生等恶道受苦行,即便在于能够投胎到天人、阿修罗等善道,也要受尽福报而坠入恶道,所以,人之受苦,不仅一世,而是生生世世,永不停息。所以,之所以要修行,不仅要断此生之苦,更在于要断累世之苦。释迦牟尼认为,人之所以苦,其根源在于自我的不断的索取、攀援和执着,释迦牟尼将其称为集。在集的背后,则是人生下来就形成了一个我的意识存在,将我的意识置于其他万物之上,从而被这个我的意识所支配。在我的支配下,人就不断的向外界索取,占有,满足于我的身心欲望,也就形成了集,从而形成了苦。欲望越大、执着越大、集索越大,苦也越大。因此,释迦牟尼认为要断苦,根源在于灭集,而灭集,根源在于勘破假我的幻象,灭掉心中的我执。在灭掉我集后,即可以成就清净涅槃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原始佛教的最重要的四圣谛“苦、集、灭、道”。

   围绕着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则是万物的无常之理。因此,与通常认为佛法是唯心的(即认为破除心中的我执和成就清净涅槃是修行者的主观想象)不同。实际上佛法同样也是唯物的,所谓心物一元,佛法唯物的根源就在于其是建立在对世间万物的变化的观察之上。释迦牟尼观察世间万物,发现一个根本的道理,即万物皆在变化之中,如四季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有孕育、形成、发展、毁灭的过程。在时间长河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恒存在,这就是“无常”。自然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人从生来,到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死亡,乃至于投胎转世生生世世,始终在变化之中,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我呢?进一步剖析人之构成,人构成于血肉骨骼毛发,五脏六腑,形成六种意识,所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但当逐一剖析它们的时候,哪一个都不构成人的我的观念,而是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我的执着。当身体消散时,我也随之而分解。因此,在无常的基础上,“我”也是不存在的,所谓无我。因此,从无常到无我,再到认识无常和无我的智慧,就形成了佛教著名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杂阿含经》,卷十),三法印被认为是判断是否为佛法的根本标准。当然,从无常到无我,只是原始佛教的无我的解释,在今天南传佛教的主要修法之中,就核心在于观察身心之分解构成,从而体察无我,如《清净道论》。无我在大乘佛教中,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因此,从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来看,其重点在于实现个人在烦恼的娑婆世界中的解脱,乃至于不再受轮回之苦,最大果报为阿罗汉[5],意即“断尽烦恼”。因此,主张出家修行,息心破执,清心寡欲,断尽烦恼。而对于广泛的其他的知识和困惑,诸如世界是因何形成的,人从哪里来到那里去这样所谓的哲学根本性问题,释迦牟尼不主张回答和解释(并非其不知或者没有解释)。这些问题被总结为十四无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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