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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继明:惠栋的性情论及其在清代哲学中的定位

更新时间:2022-12-08 18:37:10
作者: 谷继明  

  

   摘    要: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汉儒不论是董仲舒还是翼奉,皆没有“性善情恶”之说。在他们看来,情最初只是人的一种机能事实,它只有在后来的发展中,在与外物接触时,才能因人自主的选择而产生善或恶的结果。然人情就其现实而言非常复杂,情之发随时合于性,这是圣人之境地。惠栋即由此判摄古代学术,以六经的“推情合性”义为生知安行之学,以理学的克治工夫论为困知勉行之学。由此他实现了对汉学和宋学的统合,这与戴震及其后学的性情论思路有较大差别。

   关键词:推情合性;惠栋;清代哲学;汉学

  

   惠栋、戴震并为乾嘉朴学的先导人物。然惠栋一般被认为是从事纂述的经师,鲜有哲学义理的发明。戴震在清代哲学中一直受到重视,近几十年来阮元、焦循、孙星衍乃至段玉裁等考据学家的性情论述也得到了充分讨论。针对惠栋的性情论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孙邦金、郑朝晖等人,但问津者仍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惠栋在写作时往往缀次古说、鲜下己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常将观点隐藏在训释中。然不少学者指出,惠栋对理学性命论的批驳影响了戴震,并勾勒出清代性情论的一条脉络。那么,惠栋对戴震以及清代性情论的影响到底如何?其性情论又有何特色?对此,本文试图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做一些澄清和推进。

   一、 推情合性

   宋明理学中常以《中庸》的“中和”论性情,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惠栋则将之与《文言传》“利贞者情性也”互相诠释。“利贞”在汉《易》和惠栋那里意味着爻变之正成既济定。此《易》学象数的大意是:在乾坤六十四卦中,乾坤两卦是其他六十二卦的基础,其他卦皆是乾坤(阴阳)交通而成;对于易卦而言,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为得正,否则为不正;六十二卦唯既济卦六爻皆正,其他在乾坤推移中的六十一卦,其不正的爻皆须改变自身,以朝向既济;卦爻辞中的吉凶悔吝,皆与此之正或不正的运动相关。

   “利贞”指示了爻变之正,放在性情说上,即是情发而合于性。惠栋由此发展出其甚有特色的性情说。概要言之,其情性说有三点:(1)性情一贯;(2)推情合性;(3)性之初有善而无恶。

   从魏晋到宋明时期,人们为了探究恶的来源问题进行了各种思考。如果坚持性善论,一种解决的思路便是将恶归之于情,由此产生了“性善情恶”说。惠栋追溯了此说两个阶段的代表:一是魏晋时期王弼的“性其情”说,一是宋明时期的“几善恶”说。两者都是在《周易》诠释中提出的。王弼说来自对《文言传》“利贞者,性其情也”的注释:“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孔颖达疏解曰:“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1】王弼没有直接以情为邪,但既然以性为正,则情有其邪。孔颖达的解释更具代表性,或是用六朝旧疏而为说。【2】六朝时“性其情”说极为流行,如南朝旧疏解释《论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谓:

   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然性无善恶,而有浓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易》曰:“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3】

   皇侃所引旧说可概括为“性无善恶,情有善恶”,颇受佛教影响。唐代李翱又有“性善情邪”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4】

   理学兴起后,理学家们反对佛教、老庄,如程颐对王弼有不少批评,却亦用“性其情”说,《颜子所好何学论》谓:

   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5】

   程颐意识到了情的危险性,将情看作需被修正管束者。他并没有直接将情视为恶。如庞万里所指出的:“程颐主张‘性其情’,侧重讲性、情对立的一面。但他也讲到性、情同一的一面。”6然无论如何,宋明时期对于“情”多持负面的看法,至少也会认为其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由此亦可看出王弼“性其情”说的影响力。是故惠栋力驳“性其情”说: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又云:“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继又云:“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孟子言性而及情,情犹性也。故《文言》曰:“利贞者,情性也。”(自注:俗本云:“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注遂有“性其情”之语。是性善而情恶,非孟子之义也。)【7】

   清代学者如戴震、俞樾等指出,孟子“乃若其情”的“情”是“情实”之义【8】,与“性”接近。这种分析往往把“乃若其情”的情与喜怒哀乐之情的情区分开来。惠栋虽然也指出孟子的“情”与“性”字义接近,却又将此情实之情与七情之情不加区分。从先秦语境来看,情实与七情并不存在严格的区分——这在哲学上意味着,七情也是人最真实的内容。情一方面指向四端和喜怒哀乐,另一方面又是与性一致的“情实”,情既善,则七情亦非恶,而不必说“性善情邪”了。

   惠栋通过文献学来面对训解的问题。其《易微言》提出,“性其情”缘于“利贞者,性情也”的错误版本,《文言传》本来当作“情性也”。这种改动是颇为大胆的,今传诸多《周易》版本皆作“性情也”,唯《古易音训》载:“性情:晁氏曰‘郑作情性’。”【9】晁以道所见郑玄注本作“情性也”,然郑玄原本是否如此,值得怀疑。【10】作“情性”亦无不可,因先秦两汉时,常常性情连用,有时称“性情”,有时称“情性”。如《周礼·弓人》“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虑血气”,郑注谓“又随其人之情性”。《文言传》作“性情也”“情性也”都讲得通,从文本本意来说,性、情同义连用,“利贞者,性情也”的意思即性情当得其正。而王弼训释的问题在于把“性情也”读成了动宾结构,认为情需要矫正。惠栋虽然否认“性其情”,却没有回到性情同义反复的读法,而是提出“推情合性”说。《周易述》载《文言传》径作“利贞者情性也”,注曰“推情合性”,疏文谓:

   此魏伯阳义也。爻不正以归于正,故曰利贞。性,中也。情者,性之发也。发而中节,是推情合性,谓之和也。《易》尚中和,故曰“利贞者情性”。圣人体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既济之效也。【11】

   惠栋以“推情合性”解释“情性”也是一种动词语法,只是与王弼“性其情”的用法相反。“推情合性”来自《参同契》“阳数已讫,讫则复起。推情合性,转而相与”,其在原文中是何意思呢?阴长生注谓:“阳生于子,终于巳;阴生于午,终于亥。阳生则阴复,阴生则阳复。虽性自然,而有如禅位。”12根据此注而推,阴阳之变化谓之情,其变化之应然则谓之性。“推情合性”,于《参同契》而言,即其阴阳变化合乎自然之节。这是第一种解释。

   其实《参同契》别处也讨论了性、情:“阴阳为度,魂魄所居。阳神日魂,阴神月魄。魂之与魄,互为室宅。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彭晓注谓:

   “魂魄所居,互为室宅”者,谓日魂月魄,相拘于金室之中,为丹根基也。“性主处内,立置鄞鄂”者,性属金也,金主理内,承领外符,而养灵汞。鄞鄂,即形貌也。“情主营外,筑固城郭”者,情,火符也,火行六虚,而为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13】

   《参同契》为丹经之书,颇多隐语。然以句意而推,魂对应性,为阳,魄对应情,为阴。“魂之与魄,互为室宅”,结合下句,则性为内室、为鄞鄂,情为外宅、为城郭。如果以此“性阳情阴”说回顾“推情合性”章,里面讲到月体消息,则“推情合性”的意思就是阴阳的消息。易言之,性情的推荡就是阴阳的推荡,用月体纳甲来表现。这是第二种解释。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可能。无论何种解释,皆将性情看作是一致的、和谐的。惠栋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参同契》的立场,是故我们不能把惠栋的“推情合性”解释成“修正情使之合于性”,不然仍是性善情邪的“性其情”立场。若要探究其实义,还是回到我们前引惠栋的那段文字:“性,中也。情者,性之发也。发而中节,是推情合性,谓之和也。”然惠栋又说:

   《彖传》屡言“天地之情”,情犹性也。《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和而性中,故“利贞者,情性也”。(自注:利贞故中和。六爻不皆中,故云贞。)【14】

   既以情为和,又以“推情合性”为和,唯一可能的解释便是,情作为性之发,本身就是发动的意思,情的发动自然合于性,此即“推情合性”,简称“情性”。但就现实而言,情之发动并不都合于性,惠栋此命题即使在训解上合于古义,在现实中又如何成立呢?他需要为此命题限定条件,如此也就涉及后面的判摄。

   二、 性之初有善而无恶

   “推情合性”是惠栋关于性情的基本命题。《大戴礼记》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否取舍者也。”15惠栋引用此来说明“情性”(而非“性其情”)的重要性。但情的具体内容及其发生机制为何?《中庸》讲喜、怒、哀、乐四情,《礼运》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惠栋援引汉代经学之义来分析情。在五经之中,与情性最密切的即《诗》学。惠栋引翼奉谓:“《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16按翼奉为齐《诗》宗师,他说“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此即:将人性与五行相连,将人情与六律相连。具体说来,即:

   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16】

   任蜜林根据上述配合作过图示,或可参看。【17】之所以要如此配合来描述情,因翼奉的宗旨是“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张晏注说:“性谓五行也,历谓日也。情谓六情,廉贞、宽大、公正、奸邪、阴贼,贪狼也。律,十二律也。”【16】性即仁义礼智信,与“日”(十天干)相关;情即六情,与“辰”(十二地支)相关。五行与六律相为表里,天五、地六在《汉书·律历志》中被视作天地之中数,此汉学之通义,与性属阳、情属阴的说法一致。《白虎通》总结说:

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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