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秦前红 王雨亭: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下的新时代舆论监督

——兼论舆论监督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之耦合

更新时间:2022-12-07 19:39:51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王雨亭  

  

   内容摘要:我国的舆论监督不同于西方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监督,媒体仅为舆论监督的载体,人民才是真正主体。党对舆论监督形成方向、内容、形式上的全方位领导。新时代应立足本土法治资源,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之下建构舆论监督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明确舆论监督的关键与重点,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相结合,获得权威性支持与常态化制度转化渠道。未来,应推动建成统一监督平台,在微博等新型政治空间设“廉政监督员”充分收集监督信息;各级纪委监委成立舆情处置小组,信访举报、监督检查、案管、案审、审查调查等各部门共同参与舆论监督处理工作;为舆论监督信息受理、处理、反馈等阶段设置程序规范与期限规定。这一过程中,可借助新技术赋能信息公开,助力信息收集、分析、共享及传递,充分解放人力,提升监督效能。

   关键词:舆论监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纪检监察;信访举报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7年“舆论监督”一词首先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后,舆论监督逐渐成长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一环。舆论监督作为人民行使监督权的直接方式,具有其他监督手段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舆论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议题的受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一概念被着重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载明,“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至此,在历经作为斗争武器、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工具等发展阶段后,新时代的舆论监督被定义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网络舆论监督以强势的姿态生成并蓬勃发展。近年来,诸如“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受贿案”“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新晃操场埋尸案”等案例频频引发社会热议,网络舆论监督常常成为公众手中的利剑,所向披靡,发挥出改良制度环境的“望哨”作用。与此同时,网络舆论监督也常因其开放性、匿名性、信息自成性、非理性、弱把关性而有失准确性,偏离舆论监督的应有限度,时常还会滋生网络谣言,造成恐慌情绪,最终招致不良后果。

   然而,现有研究对“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这一论断的理解仍然停留于表面,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展开。学界虽已认识到加强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但仍匮乏对“如何以特定制度方式将舆论监督导入监督体系”这一问题的探索。因此,有必要从舆论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出发,关注舆论监督在新时代呈现出的新特点,根据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殊性,以中国格局分析中国问题,更好地剖析其内涵与实质,找准其作用与局限。这对于找寻本土制度资源供给,以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作为连接点,激活新时代舆论监督的功能,提升舆论监督的质效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本文首先需要回应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下谈舆论监督以及这一语境下的舆论监督究竟是什么。

   二、特殊语境:我国民主政治下舆论监督的内涵与实质

   舆论监督这一语词有广狭义之分。现实中,我们常常把公众对各种公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表达看法的行为均看作舆论监督。例如,实践中经常把公众监督企业制造伪劣产品、安全事故等而表达言论也看作舆论监督。实际上,本文语境下的舆论监督,主要指的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之下的舆论监督,重点在于“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监督其他一般性社会问题的舆论暂不进入讨论之射程。

   (一)表象与实质:媒体为载体,人民为真正主体

   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只有一个——人民。在传统舆论监督中,受制于现实条件制约,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与表象主体常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有学者基于此认为舆论监督属于新闻媒体。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上述规范构成舆论监督的宪法渊源。江泽民早在1989年就曾指出:“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换言之,舆论监督的形成源于公民享有的宪法性权利,新闻媒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主体,其代行的是人民的权利,是人民行使监督权利的载体。因此,舆论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新闻单位的监督。倘若将舆论监督看作是媒体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又可能被进一步细化为记者、编辑的监督,那么此时舆论监督的主体就会产生错位,导致本该积极参与的人民群众反而会在舆论监督中缺位。

   我国的舆论监督属于以权利制约权力,根本不同于西方新闻媒体的“第四种权力”。事实上,在域外法上,并无明确的“舆论监督”这一概念,西方的新闻媒体监督被誉为几乎独立的社会权力,其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相并列而存在,被称为“第四权力”。这与我国的舆论监督存在根本差异,首先,我国新闻媒体的生态与西方新闻媒体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主要新闻媒体常由党和政府直接控制,其他媒体也接受党的领导,新闻媒体监督在我国有时甚至会成为党政权力的延伸或补充,一些重大批评报道,通常授意于新闻媒体背后的指示,由此,我国的新闻媒体与西方三权分立社会下的新闻媒体不可相提并论。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我国新闻媒体监督不等于舆论监督,媒体是舆论监督的“载体”而非实质。我国舆论监督最终的主体还是人民,其性质更适宜被定义为“权利”,它不是党政力量之外的独立政治力量,而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人民民主权利的一种实现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变得更为清晰起来,人民作为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也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直接实施主体。现如今,人民借助微博、抖音等公共论坛发表言论,引起关注形成舆情,后倒逼公权力机关介入的情况已屡见不鲜。本文也将更多着眼互联网时代人民作为直接实施主体的新型舆论监督。

   (二)核心:党对舆论监督方向、内容、形式上的全方位领导

   在我国,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舆论监督的核心,这也是中西方媒体监督在体制上最根本、最重要的区别。党对舆论监督的领导,决定了舆论监督的方向与功能,也为后续“赋能”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可能。

   我国的舆论监督是有方向的,舆论引导始终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毛泽东提出,“管,就是要把批评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江泽民同样多次强调引导舆论的重要性,他指出,“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胡锦涛也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次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质言之,不同于西方新闻媒体“第四种权力”的属性,我国的舆论监督向来都是“有方向的”,在党的领导下,舆论监督要服务大局,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着眼于改进工作,抓住群众关注、政府重视、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党对舆论监督的领导,为破解自发性、非理性舆论监督所导致的困局提供了可能。党性原则是舆论监督的首要原则,同时,这一原则并不妨碍表达自由。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亦是舆论监督的前提与基础。但是,表达自由本身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具有阶级性的,只有人民有发言权,即在人民内部,有批评、监督的自由,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党的领导绝非舆论监督的对立面,而是我国舆论监督工作得以推进的根本优势。当然,现实中不免存在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舆论监督的错误压制行为,这种行为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舆论监督成长与发展的,我们应分辨此类借由“党的领导”之名行压制言论之实的行为,并找寻制度化管道以化解之。

   党的领导决定了舆论监督工作的重点内容与功能面向。作为国家政治话语的“舆论监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了内涵演变,舆论监督的重点内容随着党的部署、人民群众的需求而变。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还未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之前,舆论监督主要作为斗争的武器,以揭露敌人为主,舆论监督主要是党委主导下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监督行为;1949年至1978年,舆论监督主要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具,自下而上的批评开始逐渐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舆论监督”一词首先进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其后,在权力监督的叙述框架内得到进一步重视。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将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1994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监督体系的组成虽有变化,但监督体系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07年,十七大报告将监督体系向前推进,明确提出“监督合力”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不断升华“合力论”。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关协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载明:“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由此,监督体系的格局更为清晰,“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得以明确强调。换言之,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监督权力”成为舆论监督的核心话题。在新时代,舆论监督更是上升到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议题。由此可见,舆论监督工作重点的变迁与党的领导密切相关。

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同样体现于舆论监督载体的变化上。在经历报刊监督、广播电视监督后,新时代网络监督的诞生与发展打破了传统借助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常态,人民群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得以回归。回顾网络舆论监督发展的历史可知,官方视野下,我们对待网络舆论监督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2004年,《中央关注舆论监督》一文中提及,“舆论监督要把握好信息来源渠道,不能根据互联网的信息来寻找舆论监督的线索;不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线索’来进行舆论监督性报道。”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对报道的内容必须进行认真核实,做到真实准确、可靠,不得编发互联网上的信息”。可见,这一时期官方对互联网信息的态度是不信任的。2006年是我国对待网络舆论监督的一个转折点,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这是网络舆论监督首次得到中共中央高层的公开肯定。2008年,在胡锦涛与温家宝分别通过网络与网友沟通交流后,网络舆论监督被正式提出。2010年,《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首次通过官方正式文件表达对网络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态度。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新媒体时代特色,提出了网络强国方针,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要“健全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89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