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讲演地点：澳门大学 

　　 时间：2013年10月

　　 一年多以前，中国新闻社苏州分社、澳门分社的记者对我作了一次采访，希望我谈一谈读《孙子兵法》的体会，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千古之谜。比如，孙武才三十多岁，未见以前有他的战争经历的记载，为什么一出手就写出兵法十三篇，成为千古兵家的圣典？吴楚柏举之战，吴军声东击西，以少胜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十几日就打下楚国的首都，运用的显然是孙武的战略战术，为什么《左传》没有出现孙武的名字？《孙子兵法》蕴含着哪些家族文化基因，应该如何解读？《老子》《孙子兵法》《论语》是春秋战国之际最早的私家著作，能否对其著成的时间进行编年，它们之间存在着哪些生命联系和差异？从宋襄公“蠢猪式”的战争观和战争行为，到《孙子兵法》称“兵者，诡道也”的战争观和战争行为，折射了兵学史和战争史的何种历史性的发展？这些都是研究《孙子兵法》必须解决的发生学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必须对之作出有血有肉的智慧和生命的还原。

　　 混合着大地的血迹和老子式的道

　　 《孙子兵法》的大智慧，是蘸着血写出来的，并非空泛的纸上谈兵。据先秦子史典籍记载，春秋时代大国争霸，大国兼并小国的战争频繁。《孟子·尽心下》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亲历这种战争环境而出身将门的兵学天才孙武，在祖父孙书伐莒时已是十余岁的少年，家学承传，堂前商讨，案前凝思，列国杀伐和将门论学的交织，给兵学经典的形成注入了丰厚的经验和博大的智慧。

　　 将门论学，比较关注的是与齐国有关的战争案例，以及近百年间晋、楚、秦等大国的重大战役。比如孙武以前百余年，即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在《孙子兵法·军事篇》中可以发现这种战争思想的某些投影，其中说道：“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所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以气论战的著名原则。《左传》记载孙书讨伐莒国纪鄣城堡的战役，也是可以作为《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兵以诈立”，“其疾如风”，“动如雷震”的战例的。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行文不过六千余言，略长于《老子》，而化韵体为散体。如果说《老子》言道妙以机趣，那么《孙子兵法》则述“诡道”以精诚。根据我的考证，《老子》成篇于孔子于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适周问礼与老子后不久，《孙子兵法》成十三篇于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战前不久，略晚于《老子》书。这是春秋末年诸子学术的双璧。《论语》则是孔子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死后，众弟子为他庐墓守心孝时开始编纂，中经有若时期的增补、修改、编纂，最终到曾子死（鲁悼公三十一年，公元前436年）后，第三次编定，这已经进入战国初前期了。

　　 春秋战国之世，中国社会发生了长久、全面、激烈的震荡和变动，催化了整个民族的思想创造能力，推动中国文化在突破和超越中出现蓬蓬勃勃的思想原创，裂变为百家之学。率先开宗的堪称“春秋三始”：一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开道家之宗；二是孔子聚徒讲学，开儒家之宗；三是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开兵家之宗。

　　 孙子把老子的“道”引进兵家，“道”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关键词”。《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纲领。《孙子》开宗明义就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而提出“经之以五事”的“道、天、地、将、法”作为全书的经纬，把“道”放在五事之首，形成整部兵法的“全胜之道”的核心思想。这与《老子》五千言，用了73个“道”字后先辉映。

　　 《老子》突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的智谋方针：“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孙子》则说：“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也注重战争行为和政治态势的辩证法转化。

　　 论道重虚实相生，是《老子》为中国哲学和美学发明的一条重要的原理，用了古时冶炼业使用的风箱设喻“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孙子》奇正虚实之论，是中国古代兵学精华所在：“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避实就虚”，“攻其所必救”。

　　 《老子》是从水中体验道体、道性的。所谓“上善若水”，“譬道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全书散发着水文化的气息。《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者，形也。”以水形喻兵势，极具神韵。《论语》记述孔子的话：“智者乐水。”又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解释道：“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老子》《孙子》《论语》提供了以水言道的三种形态，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荡漾着水光潋滟的无限光泽。

　　 《老子》以婴儿喻道：“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孙子》也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老子是一个“纯”字谈论婴儿，孙子是以一个“爱”字拥抱婴儿。这种对天然心性的“恋婴”情结，也感染了儒家。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张载阐释说：“不失其赤子之心，求归于婴儿也。”这种说法与老子相通。朱熹却认为这种还淳反朴之意，未必符合孟子原意，因而解释道：“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在述学方式上，《老子》堪称独特，是写成韵散交错，时或句式整齐、时或长短不拘的道术思想性的诗，或哲学诗，行文律动着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之美。孙子不是文章家，胜似文章家。《孙子兵法》是一流文章，一锤打下，落地有声，文字功夫已达到了无意为文而文采自见，高明而精微的境界。他还善用连喻，《九地篇》说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在比喻等待和把握战争机遇时还说：“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这些比喻或意蕴饱满，或辞采飞扬，说理多有力度，组合常语而能开拓深刻的意义，以简练的文句包容宏富的内涵，同时著述大概只有《老子》能与比肩。因此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认为：“《老子》《孙武子》，一句一语，如串八宝珍瑰，间错而不断。”

　　 《孙子兵法》的家族基因

　　 孙武是兵家之祖，自从有了孙武，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后兵家才自成一家一派。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是千古兵家第一书。在战国时代，它就受到广泛的关注。《韩非子·五蠹篇》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以后历代的将帅将它列为必读书的首选。曹操作《孙子序》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载唐太宗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这些驰骋疆场、精于用兵的帅才都高度推崇《孙子兵法》，可知这部兵书蕴含着第一流的人类智慧。

　　 孙武是军事专家，族源出自齐国的田完家族，由于齐国的田氏、鲍氏、高氏、国氏等豪门巨族互相倾轧，为避不测之祸，迁徙到吴越之地的富春江一带。后世子孙，食邑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根据族谱记载，这个家族出过一个重要的人物孙权，是孙武的后代。

　　 但是孙武在吴王阖闾的幕下运筹帷幄，能力盖世，但职位不显，远不能与重臣伍子胥相比。终其身只不过是一个幕僚、客卿而已。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二就说：“（吴郡）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连墓碑上都只是标示“吴王客”，可知他并无显贵的职位。清代江南吴江顾万祺对于孙武的身世更是感到悲凉，他写一首《斗鸡坡》诗说：“红粉宫中小队齐，花痕凝碧草萋萋。一从孙武归山后，不教三军教斗鸡。”因此吴楚“柏举之战”，虽然可以感觉到孙武出神入化的用兵谋略非常了得，但《左传》记述这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战争时，取材官方文件，使孙武的名字遗憾地缺席。《史记·孙子列传》虽然写到“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但由于官方材料有限，只是这样交待孙武的身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庐。”至于孙武的家世和其余行踪，就未免有点云龙见首不见尾了。

　　 列传聚焦于孙武训练以吴王二宠姬为队长的宫中美人百八十人的队列，成为千古练兵令人难忘的景观。成语“三令五申”也出自孙武训练宫娥。尽管阖庐自称“尽观”十三篇，但他浑然以游戏态度对待宫娥练兵，并没有把十三篇开宗明义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战争严峻性存乎心中。孙武作为“客卿”不同于伍子胥，初见吴王时不能不以血的代价，以确知吴王是否对自己竭诚信任。对此，十三篇中已有明言：“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在孙武看来，君臣嫌隙是用兵的大患，唯有“上下同欲者胜”。本是阖庐用练女兵试孙武，孙武却反而用练女兵试阖庐。如果阖庐过不了这一关，孙武是会拂袖而去的。

　　 清人魏源《圣武记》说的话，多少透露了孙武斩宫娥的动机：“（司马）穰苴斩贵臣以肃骄军，孙武斩宠姬以厉女戎，商君千金徙木以市信，田单神师走卒以悚众，此皆仓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为己猝然之用，不得已为此欲速助长之法，用不测之威赏，以新万人之耳目，与淮阴置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孙武斩宫娥，成了军法如山的一种象征。唐朝开元年间，张九龄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屡屡打败仗，押送京师行刑。张九龄批示说：“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法，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实际上张九龄把孙武斩宫嫔，和司马穰苴斩庄贾并列，已经暗藏着将当时女宠杨贵妃之祸和安禄山之患相并列了。近代蔡锷作《曾胡治兵语录》，在卷六“严明类”引录胡林翼的话：“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可见孙武斩宫娥，已经成为从严治军的经典案例。

孙武著述兵书的原始体制，作于吴阖庐九年（公元前506年）“西破强楚，入郢”之前的春秋晚期。他向吴王阖闾献上《兵法十三篇》，时年只有三十多岁，并无战争的经历，为何能够一出手就写出一部兵家圣典？这番兵学史上的奇迹，与孙武的家族，存在着不解之缘。孙武是由陈国出奔到齐国的田完家族的七世孙，比起弑杀齐简公的田常晚一辈，虽是旁支，却是不折不扣地出身将门巨族。田氏家族再过三代，就取代姜氏的齐国了。《左传》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记载，这年的秋天，齐国的高发率师讨伐东夷民族的莒国。莒共公逃奔到纪鄣城堡。齐国就派孙书乘胜追击。莒国有个妇人，她的丈夫被莒国的国君杀掉了。这时已是老寡妇，寄居在纪鄣城堡，她纺出一根麻绳，长度刚好和城墙的高度相等。等到孙书的追兵一到，就把麻绳从城头垂到城外。有人把麻绳献给孙书，孙书安排军队夜间顺着麻绳登城。登上六十人，麻绳就断了。城下的士兵和登城的士兵，一齐鼓噪。莒共公害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