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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宇:《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2-12-07 16:21:57
作者: 张中宇  

  

   演讲人:张中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诗学与文化学。诗学研究集中于《诗经》、唐诗和现代新诗,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儒家智慧与中华文化的优势互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诗律的语言基因与文化传统研究”。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5月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诗经》的编订问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例如《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邶风·击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也相当程度凝聚着民族品格且十分精辟的成语,至今仍丰富、充实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语言库。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仅有的,即便《全唐诗》或精选本《唐诗三百首》,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典范水平。

   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

   《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诗经》的征役诗,尽管其中不少诗篇描写长年在外,为王征战,不能奉养父母,不能安居乐业,内心痛苦忧伤,但一旦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如《小雅·采薇》描写“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风·无衣》犹如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豳风·七月》是《诗经》的标志性诗篇,它描写周人终年劳作、艰辛度日的境遇,几乎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全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从秋收天凉写起,严冬的酷寒,衣食的贫乏,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年的劳作、艰辛,当时的农业耕作、粮食品种,劳动间歇难得的聚会,对未来的期盼,写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还能看到约30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对这首诗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进展。这里略举一例。《豳风·七月》最后一段开头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汉代毛亨注:“凌阴,冰室也。”历来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者在冬季凿冰,然后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这个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于狭隘。豳是周部落迁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从今陕西武功北迁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陕西彬县至甘肃庆阳一带。后来古公亶父又带领周部落从豳南迁到陕西宝鸡东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从此发展壮大为西部强大的诸侯国。有一位当代学者李子伟正好在甘肃庆阳长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时代的“北豳”地区,那里至今还存有公刘的享庙。这位学者详细考察了甘肃庆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指出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就是中国最缺淡水的地方,河里流的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浇地。到了冬天,河里结冰,冰是从咸水中析出的淡水,因为只有纯度较高的淡水才能结冰。结冰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到河里去“凿冰”,至今如此。这些冰一部分直接挑到地里,春暖之后融化浇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二之日凿冰冲冲”,为何“三之日纳于凌阴”。因为周历二月的“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里,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储起来。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于需要两个月才能存满;但他们在当时的土地却是广阔的,这才需要辛苦劳作数月“凿冰”。这样就对历时两月的大规模“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阐释。这一类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以调查、实证,拓展了文学的视野,文学研究也打开了新的空间。

   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

   《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婚恋方式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的一个缩影。文学以它的选择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进步。

周人的婚恋诗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例如《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王风·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木瓜》还描写了当时的婚恋习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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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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