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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浩 温铁军:国情基础和发展阶段: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认知

更新时间:2022-12-07 14:44:11
作者: ​逯浩   温铁军 (进入专栏)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分别指向中国的国情基础和内生制度,此两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也是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其中的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参照标准。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引入“唯物基础”概念来扩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约束经济基础的客观“地理—人口”条件的学理解释,并将其与初始产权条件、初始技术条件进行关联分析,得到决定内生性制度的条件组合,以此来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解释社会发展的不同演化方向和剖析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把握历史主动,以高度历史自觉引领全体人民全面有意识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特征,有意识地调整唯物基础以符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发展需要是实现有意识演进的主要方式。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演进阶段既是革命党也是应然的执政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和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判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政党特征。只有充分理解国情基础、内生性制度和其决定的发展阶段性,才能深刻认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内涵,才能准确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在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

  

   关键词:唯物基础  有意识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总体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具体任务,更体现了党中央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深刻战略判断。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要求,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提出唯物基础的概念,探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得以展开的国情基础和内生制度;二是,基于唯物基础,界定“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一论断中的“阶段性”,以准确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在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

   本文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指示精神,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经验,提出扩展马克思唯物主义制度演化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框架,并在理论上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解释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命题。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国情基础和内生制度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要科学认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国情基础,就需要加深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并依据认知和实践进步适当扩充发展理论。

   将人类置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互动之中进行研究和观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唯心主义哲学及庸俗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当我们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就是对于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客观性“硬约束”的认知以及实践深化;而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明确这一奋斗目标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

  

   1.作为经济基础和发展道路前提的“唯物基础”

  

   (1)唯物基础沿袭自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研究范畴和方法

  

   据陈先达先生引证,“历史的地理基础”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占有突出位置。黑格尔认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辩证地认识了自然和地理环境对人类经济与社会的约束作用,自觉地将其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前提因素用于理论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要“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他考察了游牧部落共同体的变化对外部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产品向商品转化时强调:“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然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

  

   (2)唯物基础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硬约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是,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之上还有基础性因素,即民族和国家所附着的地理边界之中的生产要素禀赋、自然生态环境和物种资源、人口数量与结构。它们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上的唯物基础。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章有义先生所指出:“人口和耕地是构成国情和国力的基本要素。”这些应被列为“国情”的因素与人类不是简单地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类存在的人及个体的人意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客观实在前提,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唯物”二字的重要内涵,由此而区隔于一切“实践本体论”“地理自然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观点和哲学。

   唯物基础本来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唯物”二字的关键所在,也是厘清横亘于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实践”的差异性之要害。诚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对于唯物基础的客观实在性和约束性的强调是经常的,但因其理论体系过于庞大,故而并未得到后世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在唯物基础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渐次决定与影响方面,恩格斯则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中作了示范,他指出:“资产阶级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内地,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这种野蛮特别集中于远离海洋的南部德意志和南部斯拉夫区域。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因阿尔卑斯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绝,因波希米亚山脉和莫拉维亚山脉而跟北德意志的文明隔绝。”再比如,陈其人先生还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对土壤的绝对肥力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的论证。马克思说道:“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向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然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相当于,直接指明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自然条件是:第一,由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导致的社会分工的发达,从而商品生产较发达,而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本身;第二,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力,而是积极地控制和驯服自然力,主要是将劳动资料变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而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

  

   2.理解“人多地少底子薄”:唯物基础决定内生性制度和现代化道路选择

  

   邓小平同志曾将我国国情概括性地总结为:“人多地少底子薄。”从唯物基础的角度,如何理解这个最大的国情?唯物基础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反映为不考虑所有制因素情况下社会生产最基本的“初始产权构成”(人均占有生产资料的产权数量和份额)和“初始技术构成”(劳动力与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匹配关系),此两者是决定内生性制度的最基本因素。

   从数学概念看,初始产权构成与“技术和经济要求的最低资源规模”之间的比较关系(大于小于或等于),以及初始技术构成与“社会平均技术条件下人均劳动能力所能支配的生产资料规模”之间的比较关系(大于小于或等于)决定了社会内生性地选择何种经济制度。不同国家的总体国情特征可用“大于—大于”“大于—小于”“小于—大于”和“小于—小于”四组关系进行归纳并分析其制度内生性及演化方向。

   以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隆起演化而成的中华农业和被两洋四海包围的半岛性西方农业特征为例,中国的地理环境多样且差异极大,横跨五个时区、五大气候带并存、地形呈三大阶梯分布,有56个民族共计14亿1千万人口共同生活,孕育了差异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态。同时,中国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与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占国土面积不到10%。

   这样的唯物基础,决定了我国总体上“人均占有土地规模达不到最低的机械化生产或半机械耕种所要求的最低资源规模、甚至低于单纯依靠人均劳动能力所能支配和生产的耕种规模”,也就是说,以国家为单位,总体上的初始产权构成“小于”技术和经济产出要求的最低资源规模,初始技术构成“小于”个体的人的劳动力所能支配的生产资料和资源数量。这导致了中西两种迥异的内生性制度:以合作为例,“大于—大于”与“小于—小于”的内生制度结构都可以引导出合作行为。虽然都可称为“合作”,但本质却不同。因此,所谓“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和机理,在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下亦不相同:前者是在土地规模过小且相对而言人的能力显得过大情况下的合作,合作的目的是追求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进而达到生产技术和经济所要求的最低规模,追求各个成员能够满足基本生存繁衍,尽管这种合作是成本内卷的、压抑个体的个性和能力的而且等级制普遍存在。此种“硬约束”下,合作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生产资料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是面向交易的,而是面向内部成员接受其他成员的财产/资产委托、类似于“信托”(Trust)的委托—代理。后者则是在土地规模过大且相对而言人的能力过小情况下的合作,合作的目的是追求技术和人的能力扩展以匹配大量生产资料、追求更多的规模收益和利润积累。若技术和人的能力不断提高,有时“不合作”比“合作”更好。也正是同样原因,生产资料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面向交易的、非强制的、类似于公司股东之间或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而,前者的唯物基础及其历史传承成为当代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中只能坚持“中国特色”的内生因素,决定着其不可能按照后者的理论和制度完成对自身的改造,无论海内外哪个群体如何强调后者代表普世价值的“现代化”。

中国农民特征可归纳为:生活在地理条件多样化差异化的环境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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