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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开展对中国文化总体上的综合研究

更新时间:2022-12-06 19:50:31
作者: 楼宇烈 (进入专栏)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近年来各门学科的研究都在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为了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适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深入研究各门学科的民族特点,越来越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开展中外同类学科的比较研究,是探讨中国这一学科民族特点的重要方法之一。如这几年来,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种中外比较研究,目前也还处于方兴未之时,有待于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展开。

   但是,我认为,为了探索中国文化的特点,除了开展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外,还有极重要的一个方法(或者说领域),即沟通中国文化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从总体上开展对中国文化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通过这种对中国文化总体上的综合研究,不仅能使人们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同时也有助于弄清或加深理解各分门学科的民族特点。

   举例说,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概括出各种特点。这对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是十分有益的。就我个人来说,对探讨中国哲学中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的特点最有兴趣。一个民族由于长期文化传统的影响,除了全人类都具有的那些共同性外,总是有其相对的独特的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灿烂文化的历史古国,他的思维方法也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排他性强,同化性也很强。佛教传到中国,一时社会影响极大,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印度文化同化,相反,经过中华民族思维方法的改造,反倒把佛教思想同化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传入,也有相同的情况,开始生吞活剥,后来想方设法使其中国化,用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去理解它、改造它,使中国人能接受。

   那末,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仅从哲学本身去研究,而要打些外围战、包围战,要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去考察,要把中国哲学放到中国文化的总体中去考察。哲学归根结蒂是受社会经济决定的,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与各时期的政治、文化等有更直接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大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有许多明显的特点,是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时加以注意的。例如,中国的古典戏剧艺术,在世界戏剧艺术领域中是独具特色的,它包含着音乐、舞蹈、文学三个因素。而外国的歌剧,有歌无舞,舞剧则有舞无唱。中国的古典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音乐、舞蹈、文学三者融为一体,这可能跟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相当的关系。又如,书法艺术,这是中国特有的。对于书法艺术,我们主要是通过其字体的间架结构,以至整幅的布局、行气等去体会它的精神,并不执着于看它的一个个字写得如何。我们的画也是如此,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对于这些艺术的欣赏,往往无法言传而只能意会,靠欣赏者去体会。这种体会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概念、命题、思想,往往也是要靠体会去领悟其中的意义。

   魏晋玄学的著名代表王弼讲言、象、意的关系,说明“象”以出“意”,“言”以出“象”,然而“言”和“象”都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所蕴含的“意”,要真正理解“意”,还是要靠体会。这种情况在佛教禅宗和以后的宋明理学中也是如此。禅宗的所谓“当头棒喝”,一个“棒喝”,就是叫你去体会,它没有明确告诉你什么,而是要你自己去体会出什么来。理学家讲的道德修养方法,主要也是叫你在实际生活中去体会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是否可以概括为:从总体的直观到经验到直觉,这样一个路子。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离不开直观的具体的事物,通过对动态中的事物的经验(包括历史的经验),从而体会出其中微妙而高明的道理,达到认识上的升华。

   如果再开拓一下我们的视野,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个思维路子是不是跟象形文字和古代汉语的语言结构有关呢?从象形、指事到会意,然后再发展出形声、假借、转注,中国文字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它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外国的拼音文字只是表声,而中国的文字不只简单表声,而且表形,这就给人以强烈的直观刺激。而中国古代汉语简炼的语言结构,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可以激发出人们无穷的想象和体会。这些文字语言上的特点,是很值得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注意。因此,我认为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问题上,是否应当打些包围战、外围战,从中国整个文化层的思想方法、表现方法上去研究研究。反过来,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哲学的思想方法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影响也很大的,搞清中国哲学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对把握整个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古代学科的分类是不很精细的,在古代中国,甚至直到近代,基本上还是文、史、哲(以至政、经、法、农、医等)不分家的。许多哲学家我们都可说他也是史学家、文学家,而在一些文学家或史学家那里我们也都可以找到一些他的哲学思想(有时也有很丰富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各方面思想是沟通的,考虑问题是有同样的思路的。因此,我们研究他们的思想路子,也应当注意到他们思想的各个方面,把它沟通起来。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的编者要我写几句话,我却啰啰嗦嗦地写了一大堆,中心意思是希望注意开展对中国文化总体上的综合研究,以促进各分门学科研究的深化。我觉得《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的创刊,为开展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阵地,我相信《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将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欢迎。谢谢编者同志给我提供发表上述陋见的机会。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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