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旭:大一统国家观的中国宪法学原理

更新时间:2022-12-06 00:30:07
作者: 王旭  

  

   摘要:  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原理。“大一统国家”核心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在社会经济组织化层面,体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组织秩序。保持“大一统”是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目标,构成现行宪法的客观约束条件;“大一统”的现代转型则设定了现行宪法的根本思想议程。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宪法的塑造,体现在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中,前者构成大一统的现代政治实质,后者则是这个实质在规范主轴上的展开。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关键词:  大一统国家观 国体 政体 法治统一 合宪性审查

  

   导言

  

   中国宪法学的基本任务在于围绕现行宪法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在中国历史传统的脉络中对宪法进行把握,离不开以“历史中国”为观照,真切地理解作为构建现代中国基本秩序的宪法之来龙去脉,解释宪法规定的各项内容究竟“从何而来、缘何至此”。

   历史地理解宪法不是简单的“知识泥古”。它的本质是通过对过往的叙事,重建宪法今日之处境的历史逻辑,发现历史上形成的客观社会生活结构对现行宪法的内在规定,因而“历史”作为当下的解释根据而存在。对现行宪法进行历史解读也不是简单寻找古代中国政制中的特定原型,这往往会陷入“以今释古”的“意义倒置之谬误”,也不是仅仅寻找制宪、行宪历史所依赖的实践环境、材料[1]或制宪者的原初意图。它们理解的历史只是宪法自身形成的历史,忽视了宪法之外绵延五千多年形成的历史连续性对现行宪法的深层规定。

   尽管1840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古今之变”,宪法本身就是这个变化的产物,然而,高明的学者也提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必须有“从常观变”[2]的眼光,“常”往往是“变”的原因,“常”规定着“变”的样态。这个“常”来自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帝制崩溃后的中国并没有陷入四分五裂,而是仍然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整体进入了现代社会。这既是现行宪法序言第一句话“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最基本的事实根据,也奠定了现行宪法的空间效力范围,更意味着现行宪法从历史中国延续了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个疆域自清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的超大规模国家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和治理?

   我们由此可以说,这个“常”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演化背后的“深层结构”或者说“超稳定结构”,[3]它是一种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大一统国家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4]与宪法相关的是,“近代以来,大一统国家事实上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政权尽管不断受到各种冲击,但它实际上仍统领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5]因此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中国”,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不同,几千年来尽管疆域的边缘比较模糊,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王朝虽然历经更替,但历史始终有一个延续的脉络。文化虽然经历各种外来文化的挑战,但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6]

   现行宪法的制定如彭真同志所讲“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包括“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7]“大一统国家观”就是现实与历史的最大公约数与古今连接点。不是说这种观念在历史上塑造的具体内容直接移转到了现行宪法中,而是说现行宪法在规定、理解具体内容时不能跳脱出这个观念所形成的底层逻辑。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单位必须依据生活单位。生活上互相依赖的单位的性质和范围却受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8]因此,宪法的理解是否符合这个逻辑也就关系到其建构的现代中国是否具有正当的生活根基,是否符合中国式生活世界蕴含的逻辑。[9]

  

   一、作为中国宪法底层逻辑的大一统国家观

  

   (一)大一统国家观的要义

   “大一统国家观”起源于华夏文明特有的宇宙方位观。古人基于对宇宙“天圆地方”的空间想象,将构成棋盘方位上“中央之国”、地处黄河流域腹地的主体民族称为华夏。围绕着它,先秦文明形成了“四国多方”统一的周天子之天下观。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国”并非“单一政治社会”,“中国”只是天下的中央,而非天下之全部。天下是一个中央与四方、华夏与四夷不断融合、交替、转化的复合政治社会,[10]是“多重型天下国家观”,其奠定了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国家观”从表面看,是一种地理方位观,背后则是一套文明秩序观和国家治理观。[11]其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它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它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在社会经济组织化层面,它体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组织秩序。

   首先,“大一统”是“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中国的“大一统”并非停滞的文明,也非汉民族一家独大的文明,而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夷夏互变”的阴阳构图与“九州共贯”的和合秩序。梁启超“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并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2]这些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一体,即在于将“定于一”的观念作为价值认同,而非依赖暴力与强制。三代至周就已经形成了“欲天下之一乎周”的统一礼乐秩序,先秦儒家则将“天道”作为超越血缘、地域和种族来认同统一秩序的根本标准,也就是将受任于天、服务于不同种族、地域之民的“生民论”作为“定于一”的统治权基础。[13]因此,“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4]从孟子提出的“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15]到荀子的“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16]“天下型国家观”具有超越单一民族主义的强大价值塑造能力,这种能力最终在公羊学传统里发展出治理国家与组织社会的政治一体性以及“公天下的大同理想”,也就是董仲舒概括的“《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同时,中国大一统文化孕育了“夏夷互变”的逻辑:夏退可成夷,夷则进可为夏,“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和!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7]朱熹则注“君子所居则化”。只要值守天道,君子所居之地就可化夷为夏,建立统治正当性,避免了类似欧洲历史上惨烈的宗教战争和族群对抗,孕育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和合文化。

   其次,“大一统”表现为统一而分层的政治管辖权结构。它绝非流俗所理解的“封建专制帝国”。事实上,自秦汉后,封建主义的宗法-分封制就已经被官僚-郡县制所彻底取代,皇权为代表的集权内含最高统治权不可分基础上的“分事不分权”机制,[18]基于超大规模国家形成“中央集权为根本、差序治理与基层自治为配合”的复合结构。

   中央集权早在秦统一前就在各国开始。[19]正如有的学者总结的,“大量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古代中国唯一有效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在于:制度与法律全国统一,重大事项由朝廷决定,公权资源统一调配”。[20]这个要义在秦制里具体展开表现为:一是废除基于血缘嫡庶基础的统治集团和土地分封,建立从平民中选拔治国官僚的机制,消除封建贵族的独立管辖权,建立郡县,使之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延伸与助手。[21]二是统一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与具体标准。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实现了统一的治理标准。可以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奉正朔法令的“法治统一”从来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需求,避免了欧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建立在封臣等级和恩地制基础上的多元管辖,[22]也避免了中世纪国家法、教会法、城市法等诸法林立、冲突的现象。“中央集权”使得国家治理真正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避免了世袭属地利益割据和治理碎片,这就是“秦者,公天下之端也”(柳宗元语)的道理。这种对“保证国家统一、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23]的追求直到今天仍然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也被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论从政治文化传统上,还是从民众心理习惯上,人民都接受和认同这种集中统一的国家制度和体制。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凡是中央集中统一的国家体制顺畅运行,就一定是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凡是中央集中统一的国家体制受到破坏,就一定是天下大乱、国乱民怨。”[24]

   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同时始终保持着“差序治理”和“基层自治”的重要传统。“差序治理”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从横向看,尽管中央集权坚持“分事不分权”原则,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内仍然蕴含着皇权与辅弼机构之间的功能分配,从秦汉的实际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存在的丞相制到汉代成熟的监察制度,再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对皇帝决策都构成一定制约。尽管“唐宋变革”后出现“独裁专制政治”倾向,但皇权也无不处在左右辅弼的制约中。[25]从纵向看,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一体化管制和资源汲取始终主要及于汉民族和中原地区,对其他民族和边疆则以自治和怀柔为主。早在汉代,在郡县制内部即建立以“道”为代表的自治机关,[26]“在王朝疆域内的民族聚居区设道。道同于县,‘有蛮夷曰道’”。[27]唐朝则正式建立作为特别行政区划的“羁糜制度”。到了清代,除战略性防御外,从未通过军事手段扩大疆域,并只从内陆十八省汲取财源,对边疆地区保留其宗教体系和社会治理的自治。[28]相较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帝国内部建立行省或殖民地,推行大一统的目的是“维护开疆拓土的强权的最高权威”和“填补随着大一统国家取代地区性国家而来的社会解体造成的真空”,[29]中国的差序治理则体现“乃由四方辐辏共成一整体,非自一中心伸展其势力以压服旁围而强之使从我”。[30]

   中央集权里还蕴含着普遍的基层自治。与西方植根于个人主义的地方自治,作为与联邦分权或对抗的基本权利主体不同,[31]中国大一统的基层自治是与中央政府一起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上下争权”,历代地方自治围绕“造产、兴学、整军三大纲”追求公益,“绝非个人主义所容荫”。[32]谷川道雄以“自律的世界”与“政治的世界”来对称地方自治与郡县制。乡、亭、里虽说是郡县制的基础结构,却并不是单纯的从属机构。里是由父老层所指导的自治体,乡三老从各里的父老层中选举出来掌管内部教化,与县令以下的地方官地位对等,构成“自律的世界”,[33]或费孝通所说,“中央集权中的地方自治”。[34]

“大一统”最后表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社会经济组织秩序。超大规模国家始终面临社会经济无组织力量的挑战,大一统的本质就是不断再生产并维系组织化的力量。[35]在社会经济领域,通过建立国家与个体的组织联系,防止贵族、豪强等中间阶层的把持、分化,实现了组织一体化。它的根本思路是章太炎对秦制“平政”的概括:创造社会身份可流动性与实质平等,摧毁阶级与身份固化的土壤。与西欧部落社会解体后出现阶级分化不同,中国的部落社会从未真正解体,社会组织化与有效动员的基础始终存在。自商鞅变法开始,大一统的国家废弃建立在血缘嫡庶基础上的传统身份秩序,根据战功、品行、能力确立新的身份等级。商鞅变法开创编户齐民、国家直接整饬人口秩序的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78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