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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刃韧:“娜拉走后怎样”:《顾准文集》阅读札记

更新时间:2022-12-05 10:44:05
作者: 龚刃韧 (进入专栏)  

  

   【顾准生平简介】

   顾准(1915-1974),中国当代思想家。

   1927年,年仅12岁的顾准因家境清寒辍学,进入潘序伦博士创建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30年代,自学成才的顾准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成为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5年成为中共党员,1940年离沪参加新四军。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后,34岁的顾准担任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首任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

   1952年“三反”运动时期,顾准因税收方法之争而“冒犯”了时任中央财政部长薄一波,被以“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6年9月顾准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1956年11月,顾准任中科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57年7月,中苏双方人员在黑龙江考察拦江建坝的坝址选定上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由于顾准对傲慢无礼的苏联专家据理以争并在谈判中持坚决和强硬的立场,被苏方代表多次指责“反苏”。1957年顾准在《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分析批判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不久成为“反苏”言论的“罪证”。多年后,顾准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1957年5月后,全国反右运动开始,到1958年夏季反右运动结束,按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顾准因“反苏”言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划为“右派”。1958年,顾准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强迫劳动改造。当时,一个人仅因言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即被划归“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也被污名化为“黑五类”)。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数千万“五类分子”被视为“阶级敌人”或“人民的敌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五类分子”的配偶子女也成为“贱民”长期受到社会歧视。

   1962年,顾准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经济所。他撰写了两部会计学新书稿,并翻译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但好景不长,1965年,顾准因其外甥是清华、北大学生“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者受到牵连,遭到秘密逮捕,经过四个月的“监护审查”后,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次被划为“极右派”,表示罪加一等,随即被押送农村强迫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开始,顾准为保护子女免受株连,被迫与患难与共32年的妻子汪璧离婚。1967年顾准的子女宣布与父亲划清界限,并断绝一切来往。在那只强调“党性”而不讲人性的动乱年代,因“政治原因”或株连政策而不得不与亲人划清界限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1968年,离婚两年后的汪璧因被诬“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受到批斗,不堪凌辱含恨自杀。

   在长期遭受批斗、强迫劳动、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的孤独凄苦处境之下,顾准仍然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顾准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可惜,还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病魔就过早地夺去了顾准的生命。1974年12月3日,这位孤独的受难者含冤离世,至死都未能见到他日夜思念的5个子女。

   改革开放初期,在时任中组部部长、后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形势下,已离世多年的顾准怨灵终于得到了安抚。1980年初,顾准两次被打成“右派”的冤案获得平反,恢复党籍并恢复政治名誉。1982年2月9日,社科院、财政部等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顾准和汪璧这两位“忠贞的共产党人”隆重举行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方毅、谷牧、国务委员张劲夫等党政领导人以及中科院、社科院和有关政府部门都送了花圈。1985年,经中共上海市委复查,国务院(85)国函字136号文件批准,为顾准1952年被错打“三反分子”的冤案平反。至此,顾准生前蒙受的所有冤屈得到彻底平反,全面恢复了政治名誉。顾准的人生可谓生前受尽磨难、身后极尽哀荣。

   顾准生前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日记等文字,其中最有思想价值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1973-1974年)与其胞弟陈敏之以通信方式写的读书笔记。在顾准去世20年后的1994年,以这些不为发表而写的通信笔记为主要内容的《顾准文集》历经曲折终于得以出版,立即在众多读者心中产生了震撼,一时洛阳纸贵,在中国社会形成了持续多年的“顾准热”。曾因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受过迫害的文学理论家王元化,1989年初在为当时准备出版的顾准遗作作序时写道:“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1957年也曾被划为“右派”的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1995年读了《顾准文集》后感叹曰:“有人说,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李慎之还引用泰戈尔的一首诗,称顾准是一位“拆下自己肋骨来当作火把”的“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以下文章经删节原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今年12月3日是顾准去世48周年纪念日,旧文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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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准最有思想价值的文字就是1973年至1974年间与其胞弟陈敏之以通信方式写的读书笔记。在顾准去世20年后,其遗作《顾准文集》终于得以出版。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分析,顾准思考的核心始终围绕对“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回答。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因不愿当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如果没有经济权和男女社会平等,出走后的娜拉难免堕落或回来的命运。[1]顾准借用“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命题,但主要是从中西历史的比较来分析国家政治制度;他思索的重点是革命成功后应建立怎样的政治体制问题,实际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由于《顾准文集》的主要部分为通信式的笔记体风格,不同于通常的学术论著;为了梳理顾准的思想脉络,本文采用点评方式,对其主要观点展开分析。(本文引文及页数,均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顾准文集》)。

  

   1.古希腊城邦制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

  

   我国古代的小国林立,和希腊城邦究竟还有某些相同之点,可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亦即使得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则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了。(页72)

   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厉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页190)

   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入,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页260)

   【评语】

   古希腊城邦不仅有直接民主制,还有过王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以及相应于上述各类型的变态政体,如僭主政体、寡头政体以及平民政体。所以,古希腊的两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都是以研究不同政体为重点的。[2]然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小国林立,但有贵族而无合议制,有庶民而无民主制,最终“各国”实行的都是君主制。所以,从不知“政体”为何物的先秦(入世)诸说,主要是为“各国”国君如何治理国家以谋取霸业而建言献策。日本历史学家宮崎市定认为,除了道教外先秦诸家的根本思想都是“统制主义”。[3]由此看来,在秦朝建立皇权专制之前,除了中央集权制度之外,早已有深厚的君主专制主义传统了。这种传统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而且也体现在思想文化上。所以,顾准认为:“中国文化的基调是专制主义,其大成固有待于秦汉,其源流则可远溯至商周。……只有下辅上,而没有上对下的对应的义务,则是专制主义的根本精神。”[4]

   顾准提到的“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概括了中国专制主义的特征。他认为秦汉时期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绝对君权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从此中国就走不出这个圈子了。[5]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但由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又出现了许多不穿黄袍的新皇帝。[6]尽管自清末到1949年先后有过八部宪法性文件,但中国从未实现过宪政民主。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传统不仅阻碍着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是“苏联模式”容易在中国土壤上生根的原因。

  

   2.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差别

  

   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A、宇宙是什么组成的?B、数学神秘主义。C、诡辩、修辞、文法学(页242)。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著。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页243)。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页243)

   【评语】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与西方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已分道扬镳。当西方哲人很早就在思考宇宙由什么组成的问题时,由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不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入世之说,就是逃避现实的遁世之教。所以,近代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尽管顾准沿用范文澜的“史官文化”概念来表达中国文化传统存在一些争议,但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批判却是相当尖锐和有见地的。这也是从思想史角度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答。[7]基于同样的理由,近代社会科学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后才传入中国的。然而,“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文化专制主义传统仍然影响和阻碍着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3.孔子政治思想的要害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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