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三种移民群体及其融资网络：19世纪契约华工、17世纪-18世纪欧洲到美利坚的契约白奴（indentured servants）、20世纪晚期的福州沿海无证移民。三者相互印证，从特殊的移民现象形成一般性的认识。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发现：跨越国界，移民通常经历了从农民到工人进而到企业主的转换，往往意味着人力资本的边际价值提升。跨洋迁移对普通人来说成本与风险很高，但由于能够催生出特定群体的跨国融资网络创新，促成跨国移民及其人力资本的未来收益变现，因而利益相关方都能从中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这些发现澄清了以往有关契约华工、无证移民的认识误区，揭示了跨国的民间融资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解释了围绕特殊跨国移民所形成的信贷信用机制与跨国融资网络，也论证了人力资本的跨国实现路径，从而具有其理论贡献。

　　 一、引  言

　　 （一）缘起

　　 19世纪，契约华工（indentured labor）奔赴怒海，前往东南亚、拉美及美国，在华南被称为“卖猪仔”，被认为是受拐骗甚至掳掠，他们在异国他乡工作饱受凌辱，跨洋长途旅程时有可能葬身海底。20世纪晚期的无证移民，国内外媒体哀叹其悲惨遭遇的同时，为其受骗上当的非理性选择而困惑不解：中国大陆的媒体，呼吁不要上当受骗；美国的媒体与学者则痛陈无证移民在唐人街的悲惨生活，揭露他们所受的残酷剥削（彼得・邝, 2001）。

　　 普遍而言，上当受骗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可能延续数十年。他们对其间的苦难与风险，应该有所了解，也应该有所思想准备。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仍然不畏艰难，前赴后继？无证移民还需要支付高额费用，他们为什么不惜重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筹集资金？由于无证移民、蛇头及其资金往来，都是地下运作，缺乏可靠的记载和统计数据，以往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社会学、国际关系等领域。

　　 本文根据笔者在美国的几次调研（2003年，2005-2006年，2010年，2018年）以及在福州的实地调研，结合美国警方与法院发布的案例、美国政府如国土安全局与报刊公布的调查材料，首次将无证移民、契约华工与17-18世纪欧洲的契约白奴（indentured servants）三种移民群体相互印证，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其通过跨国流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逻辑关系，以及围绕移民形成的跨国融资网络。

　　 （二）人力资本与跨境移民

　　 人力资本与无证移民、契约奴（可统称之为“卖身移民”）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任何人都是一种人力资本载体；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通常是通过教育、培训来实现，但也可以通过跨国流动的配置来实现，而后者往往被人所忽视。

　　 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源，通过跨国流动，其边际价值得以改变。农民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城市化，包括通过跨越国界由农民变为工人或市民。中国城市化率，1978年不足18%，1990年26%，2000年也不过36%，国内消化能力一时有限。但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2010年为50%，2020年已高达63%，农民在国内大量转变成市民，无证移民现象越来越少。

　　 二是跨国移民后，其能量得到更大的释放，人力资本价值得到提升。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农闲时农民劳动力通常大量闲置，而在美国唐人街的无证移民，在中餐馆每天都要紧张工作12小时，创造的价值也有所增长。

　　 三是跨国移民的边际价值提升，通常来说，其障碍越大，成本越高，风险越大，其投资收益通常越高。本文所论移民群体，其障碍与风险，可能无出其右。

　　 这些移民群体，通过跨国迁移得以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是特殊的乃至极端化的现象，但又是难得的自然实验，从特殊到一般，考察人力资本的跨国实现及其独特的融资网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无证移民：跨国实现人力资本价值

　　 关于“偷渡”，官方文献中，清朝雍正十二年谕旨已明令打击“人民偷渡外洋”——历代中国政府对人民出境都是严加管制的，至今仍是如此，而无证移民更是被作为犯罪而严厉打击。中国虽然拥有世界近1/5的人口，但移民与非法移民在世界总量中的比例较小。2010年以后，源自中国大陆的非正规移民大幅度减少。

　　 （一）移民之后的未来收益变化

　　 “在福州放下锄头，到纽约拿起铲子”，形象地反映了跨国流动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其人力资本的边际价值，在农民人口众多的中国，几乎趋近于零；到纽约变成工人，在低端劳动力稀缺的美国，其边际价值得到提升。移民后的未来收益是安土重迁的农民所不具备的：（1）通常四年后无证移民通常走出纽约唐人街，在外州开店，成为企业主，有房有车。美国4万家中餐馆，几乎无处不在，大多是福州移民所开设。（2）其下一代在美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考入名校的可能性增加。（3）通过大赦等途径，无证移民可能获得正式身份，随后还能够担保和带动亲属移民，从而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与收益。（4）移民省吃俭用，回老家盖豪宅，有的甚至成为新一代爱国侨领，衣锦还乡。历经千辛万苦，此类移民反而比一般人更加怀念家乡，具有强烈的中华情。

　　 一位受访对象便是如此。他从长乐偷渡纽约，不久妻子也到美国，两人打工还债，不久小有积蓄，4年后从曼哈顿唐人街迁至康涅狄克州纽黑文市，买房买车，开起中餐馆，服务耶鲁大学师生。两个孩子都在美国接受义务教育，节省了高昂留学费用。这种机会与远期收益的实现对留在原居地的农民来说并不具备普遍性，而是劳动力的跨国配置促进了效率提升与人力资本的实现。彭轲与朱梅等的研究表明：他们是“一群希望靠自身的力量寻找就业机会、赚钱致富的移民”（Pieke and Thuno，2004）。“去拼搏赚钱”是他们压倒一切的动机，而不是去享受西方福利，他们对迁移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都有足够的估计。

　　 （二）机会成本与风险

　　 然而偷渡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需要承受很高的风险，付出巨大的牺牲。所谓牺牲，就是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主要表现为失去了在家乡的闲适生活。就工作压力、生活的安逸来说，异国他乡谋生自然比不上在家乡生存：在老家至少是温饱的，或者是小康的。无证移民大多数都怀念家乡生活，甚至后悔当初的决定。事实上，无论他身在何处，要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都需要痛割机会成本，或者忍受家庭分离与文化孤寂。即使是出国留学——另一类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也无不经历炼狱般的洗礼。

　　 无证移民所面临的风险则主要来自于出境与入境。在中国，偷渡与非正规移民都被视为犯罪而不遗余力地严加打击。当其在出国之时被截获，被遣返或被引渡回国，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非法移民历尽艰险，悲剧时有发生。但面对小概率的大事件，人们通常都怀有侥幸心理。

　　 实际上，问题关键不在于实现人力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或风险的高低，而在于是否存在实现人力资本的途径。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只要有途径改变自身的命运，任何苦难与风险都不在话下，而欧美低端市场与族群经济为无证移民提供了渠道和空间。

　　 （三）市场需求与族群经济：无证移民人力资本实现的经济驱动

　　 不惧风险不惜代价偷渡，是因为谋生与发展的机会，而生存机会突出地表现为低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族群经济提供的生存空间。欧美市场对底层劳工的需求很大，本国居民在不断上升的工薪推动之下逐渐远离低端市场，于是只能求之于外来移民。美国很多时候在事实上默许和容忍无证移民，因为他们更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这些非正规移民，只要不犯罪，在美国“黑下去”也能求得生存，甚至可能获得发展机会。彭轲和朱梅（Pieke and Thuno, 2004）等的研究也表明，非正规移民之所以屡禁不绝，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存在就业机会。

　　 无证移民通常被冠以非法移民之名，国内外却不乏同情之声与辩护之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偷渡外逃事件发生时，习仲勋就曾指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1987年习仲勋再次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时，他重新提到：“那时把外流的人叫‘偷渡犯’，我对那个‘犯’字就不赞成，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劳动人民。”他还富有预见性指出，“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如果不把生产搞上去，生活不能改善，他就安不下心来，就会跑。”Kyle and Liang（2001）认为，不能把偷渡进程各个阶段中的人物与行为一律视为犯罪或邪恶。Pieke and Thuno（2004）等认为作为商业操作过程的跨国迁移，不一定是犯罪活动。无证移民国际合作平台(PICUM)对欧洲的情况做出了如下总结：“居住在欧洲的无证移民被排除在社会以外，并且在面对边缘化的情况时极度脆弱。欧洲需要并正在使用无证移民，但同时又不愿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任何奖励。无证移民在许多方面受到打击，包括在接受基本的社会服务方面受到阻挠。值得警惕的是，现已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将无证移民本身视为罪犯并对公民和民间组织为他们提供社会和人道主义的援助进行惩处的趋势”（ILO, 2004）。

　　 在具有移民传统的美国，无证移民得到广泛的同情。1993年纽约市长David Dinkins曾信誓旦旦：“这些人来美国寻找自由，我一定会让他们成为公民”。来自墨西哥等国的无证移民，还大张旗鼓地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也仍然游行争取其正当权益。美国联邦与各州的许多法律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无证移民。美国总统亦时有特赦，如1986年里根大赦，新世纪奥巴马时期也力图通过新移民法、实行大赦等措施解决移民者身份问题。

无证移民人力资本的实现直接源于市场经济开放条件下族群经济的拓展力。邝治中的一个有名观点是：“机会就像一个漏斗，越来越窄——这主要是指族群经济发展前景有限，既不能容纳更多的移民，也不能给移民创造更好的前景”（Kwong,2000）。但正如前所述，新移民以此为栖身跳板，而原来的非法移民合法化或赚钱之后大多选择离开唐人街，或抓住了新涌现出来的机会，转向其他行业或其他地区。如果把美国视为一个多元化并存发展的经济体，就可以发现唐人街经济能够吸纳、消化移民，并有助于新移民在美国立足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周敏(Zhou, 2005)的观点给人启发。族群经济虽然在美国是作为边缘经济的存在，但仍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