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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颖:所禀即所值:朱子解《孟子》性命之辨章

更新时间:2022-12-04 23:17:48
作者: 李春颖  

   摘  要:孟子提出性命之辨,性命关系成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赵岐、二程、朱子、戴震、阮元等人对性命之辨的解读,体现出不同哲学体系下对性命的安顿。其中以朱子最具代表性,他会通诸家注释,贯通《孟子》和《中庸》,一方面将性命之辨置于天人视域中,另一方面将其纳入理学体系中,获得了圆融的阐释。朱子以“天命”释“命”,将命限、命运、所禀、所值等多种命的含义都纳入天命,进一步贯通性与命。自天付之于人,是天命;自人之禀赋,是性;自本体言是天命、性理,自流行言是所禀、所值。

  

   关键词:性命之辨;天命;所禀;所值

  

   性与命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随着儒家哲学体系的发展,性与命的内涵及关涉的哲学论题也逐渐变化。尤其是宋明理学提出性即理,以天理作为性善的形而上学基础,儒家人性论获得极大推进。性具有独立的哲学基础,命则成为一种对现实人生或社会状态的补充解释,有时甚至与天理人性形成矛盾,如大德未受命、为善者夭为恶者寿等现象。宋明很多儒者提倡“以义断命”,实际上是将命划入天理人性,而难以被划入命中的部分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了。

  

   宋明人性论是对孟子性善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而孟子性善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区分性命。孟子提出性命之辨,讨论性、命的内涵以及两者的关系,对性命问题作出了极具哲学价值的推进。性命之辨作为孟子哲学体系中的重要问题,历来备受关注。以赵岐为代表的汉代注释力求本义;宋明儒者从理学角度给出哲学阐发;乾嘉学者中,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明确反对宋明理学,提出回到性命本义;近代以来,傅斯年高度肯定了阮元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并以大量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出土材料作为补充撰写了《性命古训辩证》;徐复观则提出对哲学概念应使用“归纳法”,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中对“性”字早期的典籍进行归纳,分析其内涵。(参见徐复观,第6页)当前学者运用新出土的简帛显著推进了该问题。(参见丁四新,2009年)以上研究对性、命两个概念,尤其是性,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

  

   孟子性命思想还包括另一个向度——区分性命,这是孟子性善论思想的基石之一。历史上对孟子性善论的阐发多集中在四端之心和良知良能,对性命之辨关注不足。丁四新指出:“‘性’概念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联系着‘天命’和‘生命体’的双方。”(丁四新,2021年,第24页)无论在先秦儒学还是宋明理学,甚至在现代新儒家中,性与命都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定位在天人关系中的性,本就是统合了性与命二者。在儒学史上性的内涵虽有发展变化,但在每个思想体系中,其内涵是清晰的。相较于性,命这一概念则复杂得多,包含天命、命运、命限、道德义命等多种含义,如“天命之谓性”“大德必受命”、命禄运数、穷达寿夭……其内涵与指称大不相同,甚至相互间存在难以化解的矛盾。这在孟子性命之辨“口之于味”章及注释中有集中展现。朱子曾就性命之辨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释,其思想非常有代表性,既包含对此前性命思想的总结与继承,也凸显出理学对孟子人性论及传统天人关系的创造性发展,力图以理学体系达成对性命的贯通。本文将围绕朱子对《孟子》性命之辨章的注释,分析其性命思想及特点。

  

   一、孟子性命之辨及其解释思路

  

   《孟子·尽心下》中提出性命之辨,这是历代儒者讨论性命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朱子谈性命围绕的核心问题。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此段中两次将性命对举,一是人口、目、耳、鼻、四体的欲求;一是仁、义、礼、智、圣的德性。对生理欲求,孟子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对德性,孟子言“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作为孟子性命论极为重要的一段论述,历史上对此段的解读并不统一。以如何划分性命为焦点,诸家解释思路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以赵岐为代表,将命解释为欲求或德性的实现,即以“本性”和“结果”来划分性命;二是以戴震为代表,以价值判断来划分性命;三是以二程为代表,以是否“由己”来划分性命。

  

   第一种观点更为主流,如汉代赵岐、宋代张栻、清代焦循都持此观点。赵岐注释如下: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乐音声,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兰。”四体谓之四肢,四肢解倦,则思安佚不劳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乐者,有命禄,人不能皆如其愿也。凡人则触情从欲,而求可乐;君子之道,则以仁义为先,礼节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谓性也。(见焦循,第1067页)

  

   仁者得以恩爱施于父子,义者得以义理施于君臣,好礼者得以礼敬施于宾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贤达善,圣人得以天道王于天下,皆命禄,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则归之命禄,任天而已,不复治性;以君子之道,则修仁行义,修礼学知,庶几圣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听命,故曰君子不谓命也。(同上,第1068页)

  

   赵岐以“本性”和“结果”来划分性命。人生而有感官欲求,口好美味,目好美色,耳好五音,鼻好芬香,四肢好安逸,都是天生而有。赵岐言“此皆人性之所欲也”,认可感官欲求是人性中本有,此处言“性”是包含生理欲望而言。接下来是第一处性命区分,“得居此乐者,有命禄,人不能皆如其愿也”,是否能达到、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些生理欲求的满足,却是有命禄运数的,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生理欲求是本性,能否实现生理欲求则是命限。因此君子不将生理欲求称之为“性”,选择以仁义为先、礼节为制。看似顺畅的推理中存在一个逻辑漏洞,与下一段合起来看会比较明显。

  

   为了符合“本性”与“结果”的划分,赵岐将孟子“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一句解释为:仁者在父子关系中实现恩爱,义者在君臣关系中实现义理,礼者在宾主关系中实现礼敬,智者能知贤达善,圣人实现以天道治理天下。德性实践的现实结果受命禄影响,并非个人意愿能够决定,但本性中有此德性。因此君子不将仁义礼智圣称之为“命”,而是选择修仁行义,修礼学知。焦循在《孟子正义》疏中采取了与赵岐同样的思路,“口鼻耳目之欲不遂,属之命;而仁义礼智之德不育,亦属之命”(焦循,第1070页)。生理欲求与德性实践在现实生活中能否实现、多大程度上实现,这属于命限。焦循进一步引入“道行”“道不行”来说明命:“道行则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则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同上)

  

   综合两段来看,生理欲求和德性都是人性中本有的内容,它们的实现都受命限的影响。从本性与结果看,生理欲求和德性是一样的,那如何能推出生理欲求属于“命”,德性属于“性”呢?即在完全相同的前提条件下,如何得出不同结论?依赵岐的阐释,此段不是说理,而是断言,即仁义礼智是人性,生理欲求不是人性。下此断言尚需补上一个逻辑漏洞——此分判依照、隐含了什么判断标准或者价值。此时我们会发现,隐含的判断价值和标准依然是“仁义礼智是人性,生理欲求不是人性”,前提已经包含结论,结论就是前提。

  

   戴震反对宋明儒学,《孟子字义疏证》是希望返归文本原义。在此章解读中戴震也认为感官欲求是人性中本有的内容,但他对命及性命划分的解读与赵岐、焦循不同:

  

   “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则命之谓也。仁义礼智之懿不能尽人如一者,限于生初,所谓命也,而皆可以扩而充之,则人之性也。谓犹云“藉口于性”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戴震,第37-38页)

  

   戴震认为人生而具有血气心知,人性是血气与心知的统一,“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同上,第25页)耳目口鼻等感官欲求来自于血气,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来自于心知。人性既包含感官欲求等生理上的需要,也包含社会关系(五伦)中的伦理道德。戴震反对宋明理学将性提升至形而上层面,认为人出生后所有的生理属性、才能、德性都属于性。口、目耳、鼻、四体之欲是性,仁义礼智也是性。

  

   对性命之别,戴震的阐发比较有趣。他认为历代对孟子“不谓性”“不谓命”的解释错了,此“谓”字是“藉口”的意思,即以性、命作为借口、理由。生理欲求当然是人生而有的本性,欲望不可能被无限满足,欲望的实现是有限制的,这就是命;仁义礼智是人生而有的本性,但人天生各有差异,并非人人拥有同样程度的仁义礼智之德,这种出生即有的差异就是命。生理欲求与德性都是性,生理欲求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是命,德性天生而有的差异也是命,都是非人力而为的。这很符合“命”通常作为外在限定、人力无可奈何的含义。

  

   在戴震看来,生理欲求与德性都有性和命两面。从生而具有来看,它们都属于性;从外在限定、天然差异、非人力可为的必然性等角度看,它们都有属于“命”的部分。君子不以生理欲求是本性为借口,放纵欲望任性而为;不因在德性上生而具有差异为借口,放弃后天修养扩充德性。因此孟子的性命之辨不是实质区分,而是价值选择,“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君子对待生理欲求选择知晓其限定(命),不驰骋本性欲望;对待德性选择努力修养扩充,不因天生而有的差异或不足(命)而自暴自弃。

  

   对性命之辨的解释,历史上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宋明理学,其中以二程思想最具影响力,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辩证》中认为二程观点最接近孟子原意。(见傅斯年,第194页)朱子作《孟子章句》也采用二程观点: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见朱熹,第377-378页)

  

   程子曰:“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谓之命也。”(同上,第378页)

  

二程明确说“五者之欲,性也”,生理欲求是性,但人各有分,种种外在限定、客观条件等使人们不可能完全实现耳目口鼻四体等欲望,这就是命。仁义礼智是性,禀赋于天,从天生禀赋而言有厚薄清浊等差异,这也是命。这点与戴震基本相同,将命理解为外在的限定与必然,人力所无可奈何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贵贱寿夭命也,仁义礼智亦命也。”(《二程集》,第315页)命既包括天生禀赋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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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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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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