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莱布尼茨文集》（10卷本）是段德智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莱布尼茨文集》的翻译和研究”的基础工程和骨干工程。自2014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六卷，除其中一卷为精装本外，其余五卷均为平装本。从今春以来，所出各卷修订再版，所出六卷均取精装本形式，其内容则分别为《早期形而上学文集》（第1卷），《后期形而上学文集》（第2卷），《自然哲学文集》（第3卷），《认识论文集》（第5卷），《逻辑学与语言哲学文集》（第6卷）和《神正论》（第7卷）。此次修订再版不仅对各卷文本做了一些修订，新增了若干帧有关莱布尼茨生平著作照片，而且为了使读者在阅读《文集》之前即对作为“千古绝伦的大智者”的莱布尼茨思想的特殊规定性、整体框架和学术地位有一个先行的初步的了解和把捉，还应出版社的要求，新写了一个《文集》“总序”。但愿它能发挥其预期的作用。

　　 在西方哲学史上，莱布尼茨（1646—1716）是一位卓越的近代哲学家。在我国的哲学史教科书里，我们通常称其为“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但莱布尼茨本人似乎并未这样称呼过自己，而黑格尔看重的似乎也不是他的认识论，而是他的形而上学，并且因此而将其称作“理智形而上学”家。平心而论，黑格尔对莱布尼茨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近代哲学”蕴含有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叫“培根和波墨”，第二个叫“思维理智时期”，第三个叫“最近德国哲学”。在谈到莱布尼茨所属的“思维理智时期”的形而上学时，黑格尔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对斯宾诺莎、洛克和莱布尼茨加以考察，他们完成了形而上学。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提出了思维和存在；洛克提出了经验，提出了形而上学的观念，并且论述了对立本身。莱布尼茨的单子，是集这类世界观之大成。”[1]

　　 至于莱布尼茨何以能够成为近代理智形而上学“集大成”者的具体缘由，黑格尔似乎什么也没有明说。其实，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并不十分困难。因为至少在莱布尼茨看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洛克哲学的根本弊端即在于其归根到底是一种抽象哲学，一种“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的哲学，一种执着于“思维”与“存在”、“普遍”与“个体”以及“理智”与“经验”“对立”的哲学。就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而言，其蔽主要在于其片面强调了“思维”、“普遍”和“理智”。而就洛克而言，其蔽则主要在于其片面强调了“存在”、“个体”和“经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莱布尼茨超越笛卡尔、斯宾诺莎和洛克之处不仅在于他洞达了他们哲学的“抽象性”，斥之为一种“无声的思想（les pensées sourdes）”，[2]而且还在于他提出并阐释了他的“具体性原则”或“个体性原则”，从而使得他的哲学不仅尝试统摄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项逻辑”和“质型论”，而且还尝试统摄中世纪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以及近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3]以一种特殊性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普遍”与“个体”以及“理智”与“经验”的“统一”和“整合”。

　　 莱布尼茨对他的“个体性原则”或“具体性原则”寄予厚望，将其视为他藉以实施形而上学改革或革命的一项根本举措。在1716年6月，即在其去世前5个月，莱布尼茨依然信心满满地断言：“充足理由和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de l’identité des indiscernables）这两条伟大的原则（ces grands principes），改变了形而上学的状况（Changent l’etat de la Metaphysique），形而上学利用了它们已变成实在的和推理证明的（reelle et demonstrative）了，反之，在过去它几乎只是由一些空洞的词语（en termes vuides）构成的。”[4]所幸的是，在西方哲学的后来发展中，莱布尼茨所倡导和阐释的“个体性原则”或“具体性原则”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发挥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因为在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和“自为存在”中，[5]在尼采的“成为你自己”和“超人”中，在胡塞尔的“具体自我”或“现实自我”中，[6]乃至在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和“在世（in-der-welt-sein）”中，我们无不或隐或显地看到莱布尼茨“个体性原则”或“具体性原则”的投影。莱布尼茨俨然不仅仅是一位近代哲学家，而成了一位永恒的“当代哲学家”。当年，罗素曾高调地宣布“莱布尼茨是一位千古绝伦的大智者（one of the supreme intellects of all time）”，[7]现在看来此言不虚也！至少我们可以断言：倘若巴门尼德（及其以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启了西方“在”的哲学的话，莱布尼茨则以其提出的“个体性原则”或“具体性原则”开启了西方“在者”的哲学。[8]莱布尼茨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绝非通常的流俗哲学家能够望其项背的。

　　 人们常常用“单子论”来指称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乃至他的“个体性原则”或“具体性原则”，而单子的个体性或具体性却总是藉着它的“活动”展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将“单子”或“实体”界定成“一个能够活动的存在（un Etre capable d’Action）”。[9]也正因为如此，莱布尼茨始终坚信：“无所事事使人愚笨，一个人总应当找事情去做、去思考、去规划”，[10]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尽管往往公务在身，却终生自强不息，从未间断过他的哲学思考和哲学创造，以至于当他于1716年11月14日晚上10点左右在睡眠中逝去时，竟给后人留下了二十多万张手稿和一万五千多封与世界各地一千一百多人的通信。他的这份精神遗产，就量而论，即使史称“古希腊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也相形见绌。但若就命运论，莱布尼茨与亚里士多德则各有千秋。亚里士多德培养了一个哲学王——亚历山大大帝，可谓风光无限，连他的老师柏拉图也当自愧不如，但他的书稿几经周折，不仅有所遗失，而且其著作（如《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等）的写作年代和标题也无从考察，更令人扼腕的是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手稿竟没有一张流传下来。莱布尼茨虽然在世时没有亚里士多德风光，但幸运的是，在他故去的第二天，即1716年11月15日，他的全部书籍和手稿便被正式封存起来，随后为布伦瑞克家族保存到汉诺威的国王图书馆里，甚至连巴掌大的字片也未曾丢下。

　　 莱布尼茨辞世后，莱布尼茨著作和书信的编辑工作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不过，最先振臂一呼的竟是法国哲学家狄德罗。他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情绪激昂地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莱布尼茨读得多、研究得深、思考得多、写作得多，尽管至今还没有一个莱布尼茨的著作全集问世。这样的一个伟人给德国带来的荣誉大大超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阿基米德一起给希腊带来的荣誉的总和，而德国竟然至今还没有把源自莱布尼茨笔下的财富收集整理出来！”[11]不过，很快，德国学者便将狄德罗的呼吁付诸实施。1768年，路易斯·迪唐（Louis Dutens）编辑出版了六卷本《著作集（Opera omnia）》；1839-1840年，埃德曼（J. E. Erdmann）编辑出版了《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Opera philosophica Omnia）》（即所谓E本）；1875-1890年，格尔哈特编辑出版了7卷本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集（Philosophischchen Schriften）》（即所谓G本）。至20世纪初，普鲁士科学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启动了120卷的《莱布尼茨著作和书信全集（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的编辑整理工作。[12]1924年，《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第一系列第一卷正式出版。现在，《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完成过半，德国四个研究机构（莱布尼茨档案馆、明斯特莱布尼茨研究所、柏林编辑部和波茨坦莱布尼茨研究所）正在通力推进此项工作，以便于2055年《全集》能够如期全部出齐。

　　 从莱布尼茨著作和思想真正走向世界的角度看问题，莱布尼茨著作的选编和全集的推出固然是至关紧要的一步，却并不能因此而毕其功于一役，尚需要启动相应的配套工程，这就是启动以上述选编本和《全集》为文本依据的莱布尼茨著作的翻译工程。因为如所周知，莱布尼茨主要是以拉丁文和法文写作的，不要说时至今日，拉丁语已经成了一种“死语言”（也许对于少数基督宗教神职人员和学者来说至今依然是一种“活语言”），即使莱布尼茨所使用的“近代法语”无论是在词法方面还是在句法方面也都明显有别于“现代法语”。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精神需求，伴随着莱布尼茨著作选编本的接连出版和《全集》的连续推出，各种不同的编译本也相继问世。[13]我们所编译的十卷本《莱布尼茨文集》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大势下逐步面世的。

　　 编译工作既是编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开展的一场对话，也是编译者与读者之间开展的一场对话。为了助推编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若将我们启动这样一种编译工程的初衷和具体设想向读者做一番扼要的交代，想必会有所裨益。

　　 首先，是我们编写这样一个《文集》的缘起。单就莱布尼茨的译事论，我们可以一直上溯到1980年，因为在那一年，我就开始翻译莱布尼茨《论洛克先生的<人类理解论>》一文了。[14]但那时翻译这篇短文的目的只是在于对莱布尼茨和洛克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做一点比较，以便为写作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做点准备工作，[15]压根儿就没有编译《莱布尼茨文集》的念头。我编译《莱布尼茨文集》的念头是在二十年后，在我为了深入研究莱布尼茨而业已草译了相当规模的莱布尼茨著作并且获悉即使在非英语世界里，在前苏联和日本都已编译出多卷本《莱布尼茨著作集》的情势下萌生出来的。“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我在自己的高中课本里读到的韩愈的这句话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和争胜心，俨然构成了我编译《文集》的第一原动力！

　　 其次，是对文献主要版本的抉择。在编译过程中，我们力所能及地阅读了莱布尼茨著作的多种版本，但也特别依据和倚重在我们看来几个显得特别重要的版本。总的来说，我们始终特别注重格本，只是在2001年当我在柏林理工大学图书馆里直接翻阅了《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第六系列（哲学著作系列）之后，又对《全集》的这一系列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我们自始至终都比较重视参照乃至依据一些比较信实的英译本，尤其是莱姆克（Leroy E. Loemker）编译出版的《莱布尼茨：哲学论文与书信集（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第三，是《文集》的编排原则问题。文集的编排通常不是以学科体系为据，便是以作品的写作时间为序。莱布尼茨的作品，除书信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写作时间都不确定，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完全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文集》的可能。而且，以学科体系为据对莱氏作品予以编排也有益于读者对阅读内容的自主选择。鉴此，本文集从总体上采取了以莱氏学科体系为据的编辑原则。

我们知道，莱布尼茨基本上沿袭了亚氏的学科分类传统，将哲学或科学区分为两大板块：理论哲学或理论科学和实践哲学或实践科学。他所谓理论科学或理论哲学不仅涵盖形而上学，而且还涵盖自然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当然还涵盖数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