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外交用语的争论有增多趋势。在世界不少地方，为什么向来低调的外交官变得强硬?强势外交语言是否属于特殊时境下的现象?什么是一般意义的外交语言，其品质如何判定?外交语言与其它类型的语言(比如军事语言)有何差别，不同风格的外交语言又怎样比较和鉴赏?从语言学角度看，外交语言的追索有何意义?从这些问题入手，本文爬梳了若干线索，对外交语言现象加以探问。

　　 一、外交语言概念的界定与演变

　　 外交语言的界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顾名思义，外交语言就是“适合于外交场合的话语”。然而，平日听到的不同说法，反映出这种语言的多个侧面。比如说：外交语言是外交场合“必要的废话”;是“外交作为一门艺术”的表达；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是“战士和勇士而非绅士和懦夫的用语”。这些说法有各自的用途需求及潜台词。第一种说法表现的是外交语言直接的用途，即代表各国进行必要的交流，充当维系官方关系的纽带。外交就是国家间的沟通，通过语言传递给对方。假使外交代表见面却不打招呼，两国关系一定出了严重问题。外交官交流本身就有意义，说明国家间关系处于正常状态。它同时表明，外交语言看重的是形式，实际内容多少就不一定，很有可能是虚多实少。中文“外交辞令”一词带有贬义，形容说话时遮遮掩掩。第二种说法较正面，比较被研究界和外交人士认可。它的重点在于提示外交的复杂性及其要求的说话技巧。基辛格就很看重外交的“艺术”特质，曾撰文对小布什政府军事偏好表示忧虑，题目是“难道美国不需要外交?”这类看法有悠久传统，古今中外均可溯源。第三种说法表达出对国际关系阴暗面的认知。针对外交场合一些背信弃义、倚强凌弱的现象，很多人把外交对象按“敌”“友”的不同尺度划分对待。它的好处是应对策略清晰，缺点是容易忽略灰色地带。“鬼话”的提法亦不太适用于正式场合。第四种说法强调了外交语言的真话性质，有助于提升外交职业的道德标准及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将假话排除在外交过程外，是此定义区别于其它说法的关键所在。它针对外交的敏感性，保留了“真话”范围的灵活性。“真话不全说”是一种高超的技能本领，但何为真话、如何拿捏分寸，仍不好界定。第五种说法下，“外交即战场”的判断起决定作用。外交语言的重点，是如何博弈、争胜负。当国家面临诸如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危机或挑战时刻，或当说话人判断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外交人会时刻感受置身战场，说话办事都有紧张压迫感。这种说法的优点是，在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段，有利于政府动员社会，把外交议程与资源集中于应付主要对手；缺点是不太适应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外交视野可能变窄、言辞取舍过于单向度。

　　 纵向考察，外交语言之所以产生不同说法，与外交制度的变迁很有关系。近代外交形态萌发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城邦国家。那时的外交与今日大不相同，主要是在教廷与各个国王及大的诸侯之间，围绕皇室结姻、宗教皈依、权杖归属等展开的活动。最早的外交官作为特使，通常是皇亲国戚或心腹之人，穿梭邦国间送话、传递教宗王室密信。外交特使及其外交语言，其实没有任何专业要求，充其量为“传话人”“喉舌”之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航海和殖民地征服，近现代欧美国家发展出一套国家治理体系(如科学教育体制、常备军制度、财政制度和立宪政体等)及国际交往制度(海洋与陆地边界管理、殖民地统治方式、主权国家交往规则等)。这套新锐强横的系统，诞生后便快速向世界各地扩张，形成全球性霸权。外交就是其中结合内外规范的一种重大国际制度。对于它的铁血特征与悲惨后果须专门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外交最早在全球范围确立了交往规则，包括：(1)以主权国家的名义与他族交往；(2)向外部各个方向传递本国意志；(3)通过谈判缔结国际协定。它们产生了外交制度的三大功能，即：代表国家行事、沟通与谈判、塑造国际关系。外交官成为一项专门职业，外交语言具备了通用性。这种语言的使用者要有外语基础，熟悉他国国情；前期必须经过专门的课程学习和考核。近二三百年间，先是在欧美国家，后是在所有工业化区域，发展出与外交、外语、外贸相关的专业和课程，讲授国际组织、国际谈判、国际法律和国际文书等内容，辅助以各国政治、民族文化、地理资源、历史传统等知识。

　　 到了当代，经受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洗礼冲击，国际关系发生巨变。就外交制度而言，最大改变之一是外交民主化趋势。其主要表现是，外交范围不断扩大，参与行为体增加，博弈层次变得多元；科技因素强化外交与内政互动，外交决策的公开化和大众参与不断加强。外交不只关注战争与和平、大国较量等所谓“高阶议题”,还越来越多涉及生态环保、弱势群体权益等“低阶领域”,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区域及国际倡议网络、跨国势力(如跨国公司或恐怖组织)、当然还有更多中小国家开始进入国际事务的复杂博弈，形成多轨外交和金字塔式外交结构。政治和外交核心机构重大政策的出台，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制衡。很多时候，新的行为体更适应新形势和学习新技术(网络、自媒体、大数据平台等),传统的外交体制和精英反而显得保守拒变，政府间行为体构成的国际政治缓慢朝多重行为体互动的世界政治转型。外交面临新的压力和机遇。在外交语言方面，新词汇大量增加，如气候问题特使面对的与碳排放、气候变化及温室效应相关的词汇，或军控司处理的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相关的案子，或中英两国代表围绕香港回归谈判的港务、财务、教务、法务、金融等领域的术语表达。越来越多功能性对外交往与外交挂钩，如“商贸外交”“体育外交”“城市外交”“青年外交”“气候外交”和“抗疫外交”等，衍生出不同于传统的言语与互动方式。外交人无法像先辈那样无所不能，他们涉及高层机密仍三缄其口，但常常面对难以把控的情形。外交代表谁、怎样履职、朝何处演化，均较从前更不确定。外交语言也不得不适应新的形势。

　　 二、外交语言应用的艺术性

　　 外交语言对使用者有很高的要求。外交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有时唱红脸有时唱白脸，“文武双全”、缺一不可。所谓“文”,主要指的是仪表有风度、说话很讲究，“武”讲的是人在博弈时的严肃、较劲和军人般的斗志。这种印象有它的道理，但多少留于表面。外交官看上去不露声色，严肃有余热情无多，他们处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于谈判桌上甚至会下的推杯换盏中，来为本国争取更大的权益或有利位置，因而说话办事均有着复杂的计算和博弈。涉及各种议题，大到战争与和平的走向、经贸条款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被尊重，小至本国游客、媒体记者、留学生和公干人员在国外受到不公待遇时的交涉，关乎国家主权、尊严和形象，外交人有特殊责任，不容任何闪失。周恩来说过，外交人是“不穿军装的战士”。外交体现国家意志，是政治的另种延续。这时的外交语言很像军事语言，作用是博弈取威、全力争胜。外交体现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较量，看重的是国家实力，如兵器、钢铁、设施之类的硬实力，以及自信心、勇气和斗争精神。“软”这个词令很多人不屑一顾，觉得它像“软弱无力”“软弱可欺”的缩写。既然是政治斗争的延展，外交就是“无硝烟的战争”,包含“网路战”“舆论战”“宣传战”“心理战”“法律战”等；外交场合的对话、谈判、发表、宣示，就是显而易见的“唇枪舌剑”。

　　 从另一面看，外交人及其语言特别讲究，有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东西，不可一味强硬。比如，普通人讲的“成”“凑合”“还行”“不错”“太好了”,到了外交官那里就变为婉转含蓄的说法，如“注意到”“可以理解”“不提出异议”“完全认可”“高度赞赏”等。平时说“我担心”或“这事不成”,外交场合就换成“关注”“严重关切”“深感不安”“非常遗憾”“强烈不满”“严厉谴责”的差异言辞。向对方发出警告，有“我方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不得不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之类。评价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指未取得具体成果；“进行了坦率交流”,意思是分歧严重；“希望对方与我方相向而行”,是表示某种不满；说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常指对方从事间谍活动。外交发言人面对刁钻提问，有时会使用“无可奉告”“不会回应未授权回答的问题”“此刻不掌握相关信息，等了解后再告诉你”的托辞。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舞台，一般不说“敌人”而是“对手”;表示对某个提议提案的异议时，会先说诸如“同情”“理解”“认识到”,再用“但是”“然而”带出否定意见。

　　 须指出，汉语的复杂和多义是世界各种语种中不多见的一个，运用到外交场合、尤其在双语对译的时候，很能考验使用者腹有诗书、字斟句酌的本事。比如，英文“open-door policy”既可翻译成“对外开放方针”,也能讲成“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官方术语里面前者具有正面意义，经常拿它指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实行的重大决策，而后者多与西方列强对中国晚清政权实施的逼迫接受开放的场景相联。同理，在很多外国人听来，“universal values”与“common values”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中文译出来的“普世价值”和“共同价值”在中国当下政治语境下却有天壤之别，前者指西方强行推广给多数其他国家的那套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后者代表着中国所强调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占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共享的政治文化观念。再比如，“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单纯的集合概念，代表着联合国多数成员国，但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明白，它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有着强烈的“圈子”意味，指的是拥有共同信仰、历史演进和规范认同的国家群体，颇有名气的“英国学派”也叫“国际社会学派”。哪怕是同一个词，如“shared future”,根据不同场景与氛围，在文学作品里可译成从“命运与共”到“共享未来”直至“沆瀣一气”等褒贬不一的汉语，传递给读者和听众的效果有天壤之别。平日里“谁也打不过”说法就有双重含义——既可指中国乒乓球的天下无敌，也常用于形容中国男子足球的极度无能；若把它在国际场合不加区别地使用，可能带来无法意料的后果。语言的差异，决定了不仅在外交场合说话时务必慎重，更要求言者广泛阅读和用心揣摩，依据需要与国际惯例取舍词语；即便翻译偶尔出错，懂外语的外交官会及时纠正和弥补。按照高的标准，有知识和涵养的外交人，会辨识同一词汇使用背后的诨名或禁忌；比如，通常情况下讲“boy”没毛病，但当一个年轻白人轻蔑喊一个年长非裔美国人boy时，就有了种族主义含义；像kike(对犹太人的贬称),wop(对移居美国的南欧人的贬称),nigger或coon(对黑人的贬称),slant(对亚洲人的贬称),towelhead(对中东阿拉伯人的贬称)等，都带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色彩。3外语出色、思考敏捷的外交官，不会在这些说法面前无动于衷。

外交语言有深刻的职业烙印，不同言语者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别。面对不同的族群受众、大相径庭的文化心理和意识观念，不同人的外交语言效果不一，很能体现各自的修养和旨趣。由于外交语言主要是说给外国听众，它需要外交人员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私下交流，传递的信息精确而恰当，口风严、有分寸感。说话者很少居高临下、以势压人。尤其优秀外交官，说话时含蓄婉转，擅长“说半句”;遇到明显不便回答或“被挖坑”的场合，会巧妙做出回应，不让对方难堪；无论心里怎么想，说话时尊重人(包括眼神、语调和身体语言),不露轻浮或搞怪的言辞表情。简约永远是最好的严谨，它虽含蓄但不含糊，有文化但不“玩”文化。无论双边多边会谈或记者招待会，说话不至太晦涩，复杂到难于传译；句子不会太长，长到降低说话效率的地步。国际关系屡见不鲜的一个事实是，人们对比本国强大的国家更在意，自我感觉更脆弱，进而易于生成这样那样的不满或自卑；相反，很多人对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就不太敏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