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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君:习仲勋与广东省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

更新时间:2022-12-04 10:23:05
作者: 陈弘君  

  

   1978年4月至1980年底,刚刚恢复工作的习仲勋,被派往广东省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当时,全省工农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这与广东省在全国的地位和自身优势是极不相称的,摆在习仲勋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查找落后原因,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和“左”的错误影响

  

   习仲勋到广东不久,经过调查,发现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仍然受着“左”的错误影响,这是广东发展的主要障碍。习仲勋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1](p.443)因此,习仲勋的工作,就从查找落后原因,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和“左”的错误影响开始。

   (一)调查研究,解决偷渡逃港问题

   偷渡逃港是困扰广东省近30年的老大难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只有30万左右人口的宝安县,曾偷越边境的有12万人次,其中已越境定居香港的有6万多人,留家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多是年老体弱,全县40多万亩水田就有10多万亩丢荒。偷渡逃港问题给广东省乃至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习仲勋到广东省后,首先解决的就是偷渡逃港问题。

   习仲勋首先想弄清楚人们为什么要外逃。因此,他把自己来粤后第一次外出考察的地点,定在了逃港问题最严重的宝安县。1978年7月,他和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全国一起到宝安县实地调研。在与香港仅有一街之隔的沙头角,看到沙头角这边杂草丛生,萧条冷落,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大家感触很深。在偷渡者的临时收容站,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者回答:“我们穷,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陈弘君、陈宪宇、师春苗、谢涛等访问方苞记录稿》,2008年1月2~4日。为了调查偷渡逃港问题,习仲勋还与20多位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基层干部直言“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束缚下,宝安县与香港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的事实。在宝安县,习仲勋还考察了两家“三来一补”“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企业,当他了解其成效后,当即表示鼓励宝安县大力引进外资办工厂。[1](p.448)

   通过宝安县调查,习仲勋深感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离开宝安县前谈了很多感想和意见,包括改革开放的一些初步意见。他说:“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问题就解决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对的说成是错的。所以一定要抓好整风”;“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1](pp.443~444)习仲勋的这番话,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冲破一些过死过细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禁锢是很大的鼓舞。

   回到广州市后,习仲勋立即指示落实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并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开展外贸基地建设。后来,习仲勋提出“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反偷渡外逃指导方针,即一方面要求干部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改变工作作风和方式,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和生产,另一方面,则是搞好改革开放,努力发展自身的经济水平。[1](p.443)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广东省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逃港的现象很快便消失了,许多当年逃到香港的人又回到了内地。实践充分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指导方针是正确的。

   (二)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提出搞“实验区”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到国外和港澳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和管理经验。到港澳的考察组回到广州市时,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了考察的情况,考察组建议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加强领导力量,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等。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受到启发,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设想。习仲勋还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参与出访西欧五国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全国的汇报,并决定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大家听后受到强烈震撼和启迪。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赴日本和港澳考察团(组)汇报时,同意在广东省宝安县、珠海县建设出口基地的建议,要求广东省办起来。同年6月20日,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决定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切实抓紧落实,组织班子研究制定两县建设规划和方案。习仲勋随即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在工作组调研基础上,省革命委员会于同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

   (三)开展整风活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

   在习仲勋主持下,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开展了整风活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1978年6月30日,他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应该看到,林彪、‘四人帮’对广东的干扰破坏是极为严重的。”他列举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对广东农业战线的干扰破坏:“颠倒敌我关系,搞乱阶级阵营,用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办法对付农民”;“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破坏按劳分配的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搞掉了”;“破坏多种经营,把广东的水果和经济作物都当作资本主义砍掉了”;“大搞‘并队’、‘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搞乱了党在现阶段的政策”;“大搞假左真右,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也批掉了”;“弄虚作假,大刮浮夸风,大树假典型,大搞瞎指挥,大搞铺张浪费,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等。他指出:“省委准备通过调查研究,集中各地的意见,根据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有破有立,以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为中心,制订出若干条,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

   经过整风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广东省各级领导班子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促进了思想解放,增强了团结。

   在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纠正“左”的错误思想的同时,习仲勋大力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其中包括为因所谓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1970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出台《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一大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做“特务”,遭到打击和迫害,在海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受到迫害的人平反昭雪,等等,打破了广东省干部群众的政治桎梏和精神枷锁,重新凝聚起已经涣散的人心,包括华侨和港澳同胞之心,为广东省改革开放局面的开创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

  

   推动思想解放,疾呼改革开放,力争广东先行一步

  

   长时期“左”的错误和教条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思想禁锢不易打破,而不打破这种禁锢,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就不可能有新的起色,改革开放不可能启动。习仲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不断致力于推动广东省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同时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解放思想。

   (一)多次疾呼并推动解放思想

   习仲勋较早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6月30日,他在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不久,他又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但又是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冲破禁区”《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0月5日。。在他的带动下,广东省从1978年7月就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将讨论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同年7月4日,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他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剖析广东省在“四人帮”流毒影响下推广的“屯昌教育革命经验”,指出这一“经验”是错误的。[2]

   9月上旬,广东省委在广州市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会,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9月20日《人民日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道了这次学习会。这场讨论逐渐由省直单位和理论界扩大到广东省地、市、县领导机关。

   1978年10月5日,习仲勋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省、市领导干部中,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思想僵化,就不可能拨乱反正,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列出了思想僵化的种种表现:“传达上面的精神和外地的经验一点不结合实际,照抄照转;不问情况有没有变化,对过去的经验原封不动地照搬照套;在采用思想教育结合经济手段的办法管理经济方面,心有余悸,缩手缩脚;骄傲自满,夜郎自大,对自己不一分为二,工作搞不好,只咎于外因,怨天尤人,自己永远正确;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读书,不看报,脑子里没有一点新鲜空气,没有思考任何新问题,靠‘等因奉此’过日子;对如何利用我省靠近港澳这个有利条件,引进一些东西,多搞点门路,加速发展我们的经济,不敢想,不敢碰,束手无策,等等,都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今后前进的步子就不可能大,甚至寸步难行。”他强调指出:“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挣脱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囚笼,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在1978年11~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针对真理标准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他还和王全国、薛光军联名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再次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2](pp.420~421)

   (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阐述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措施

   在1978年11~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了呼吁解放思想,习仲勋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阐述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措施,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分析广东省发展的有利条件,认为这里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政策对头,多做工作,这些都是广东的有利因素。他提出:“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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