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共同富裕与三轮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并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要深刻理解共同富裕内涵，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就必须深刻理解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要将共同富裕放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理解。未来15年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将由中国制造、科技进步和中国式小农户经济三轮驱动。当科技进步取得决定性进展时，建设强富美的中国乡村，加速实现共同富裕，就正当其时。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能否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任务十分艰巨，面临诸多挑战。当前中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因为发展不充分，经济还要增长，产业还要升级。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上，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程度比较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农村居民收入低。正因为农村发展水平比较低，所以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并在2021年消灭了绝对贫困。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全面实现作为乡村振兴的目标。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农民，只有当农民富裕起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中国才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显然还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目标与其他一些重要目标或变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一、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
共同富裕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收入差距。“目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65，在全球经济体中和南非、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差不多。其实，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来自城乡差距。”以下讨论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的辩证关系。
《为什么说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一文中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8年起连续13年下降，2020年下降到2.56，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显著偏高，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约27％，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士、芬兰、加拿大等还不到10％，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均不超过20％”。按这种说法，中国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存在的问题比菲律宾和印度还要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中国城乡差距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呢？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比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还要高，关键原因是，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使中国农村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所有农民都有承包地；而且国家为了保证农民有退路，将农村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保障，禁止土地不可逆流转，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就是说，中国农村没有大地主，也不允许城市富人下乡，而因为所有农户家庭在农村都有承包地、有宅基地、有住房、以及有村庄熟人社会关系，村庄就成为基本保障，是他们进城的基地。在当前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城定居，成为城市居民，一般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也进城务工经商，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留在农村的大多是相对弱势的农户家庭和相对弱势、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弱病残群体。这些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群体因为仍然有土地、有住房、有村庄这个熟人社会、有自己的家乡，才可以过着体面的生活。实际上，全国农村的农民生活质量一直是在改善的。大部分留守村庄的农民不进城，是因为他们缺少进城的能力，以及他们仍然有待在村庄的权利。
从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数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因为限制城市资本下乡而没能提高。中国城市化是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城，相对弱势的农户留村，这就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而降低了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这样来看，当前中国限制城市富人下乡的政策和快速城市化本身，造成了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高的原因主要来自这里。
不过，中国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以及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城，对于农民来讲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城市有更多的机会，农户进城后，就会让渡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就可以借此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给留村农户更多获利的机会，这些农户也就不必在缺少进城能力时被迫进城。尤其是农村中老年人缺少在城市就业的能力，他们留在乡村，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农业就业和因此产生的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劳动让人充实，与土地结合起来才可以让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变得丰盈。这样看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然偏高，却给了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农户和农民更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再来看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中国不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地权都是严重不平等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地主占有的，且国家并不限制包括城市资本在内的一切资本对土地的集中（或买卖）。土地私有制和土地集中将农村最弱势农民驱赶进城，迫使他们流落在贫民窟中。因为富人下乡和穷人进城，这些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没有中国高，却没有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因为这些国家的穷人丧失了家园，城市大规模贫民窟也成为社会发展之癌。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农户优先进城，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和农民仍然要依托农业和农村获得收入机会。这时，保护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户和农民在农村的获利机会、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利，尽可能让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农村获利机会留给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和农民，就是一个大智慧和大优势。越来越多的农户有能力进城且定居，让渡更多农村农业获利机会给留守农村的农户和农民；留守农户与农民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获利机会，收入水平也将逐步提高。这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最终将实现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与区域差距
共同富裕不仅要缩小城乡差距，还要缩小区域差距。目前中国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任重道远。“我国不同地区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显著，而且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区域发展的整体差距。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靠前的5个省份和最靠后的5个省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20年两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 1.7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达到2.43。”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北京7省（市） 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约5％，GDP却占据半壁江山。中国经济最不发达地区则集中在西部地区，按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最后5名分别是甘肃、贵州、青海、云南和陕西。东南沿海地区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出巨额GDP，且已经形成沿海城市经济带。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已是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虽然看起来仍然是农村的体制，但实际上沿海地区农村早已工业化了。中国百强县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有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超过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正因为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规模极其庞大的城市经济带，乡村早已工业化了，这些地区具有的巨大的规模优势和聚集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让沿海城市经济带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还是世界工厂的核心区域。相对来讲，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很难有工业化的可能，甚至中西部县域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空间也极为有限。在对接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落后产能的基础上，中西部地区集中发展省会城市和以地级市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就可能发展出经济成长中心。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实质上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经济带，这个沿海城市带内的农村实际上已是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农村已经城市化了；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即使是县城，也缺少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条件，县域经济的底层逻辑仍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当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沿海城市经济带，包括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内的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地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是广义上的中国城市。而中西部地区部分相对较弱的地级市以及县域以下经济，核心逻辑仍然是农业农村，这一部分是广义上的中国农村。以此为背景来理解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很容易理解地区差距所在。
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作为城市经济带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已经工业化了。农民在家门口就有大量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农户家庭一家三代都可以从中获利。也因此，农民不再种田，而将土地流转给外来农民耕种。因为乡村工业化了，农地非农使用产生土地增值收益，村集体建厂房出租，农户也可以出租房屋，从而农户就有较高的财产性收入。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不用租房甚至也不用到城市买房，家庭更不用分离，就可以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益。
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农业能为农户提供的收入有限。所以，中西部地区农村开启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到县城买房。从农户家庭策略方面来讲，农户家庭中年轻人进城，中老年人留村；为了跃升阶层地位，农户家庭还在县城买房以让子女在县城读书。农户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有限，务工经商收入主要依靠年轻人，子女在县城读书往往需要母亲或奶奶陪读。中西部地区农村显然不可能从土地非农使用中获得财产性收入。因为存在自给自足经济，中西部地区农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从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方面来讲，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虽然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收入，却只是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并获得收益。东南沿海地区在家门口就有充分就业机会，农户家庭几乎所有劳动力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收益，使得东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户。同时，东部地区农户家庭不离村就业，本地就业的社会资本以及密集的地方经济为本地人带来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商业机会，都使得东部农村地区农户可支配收入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农村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户可支配收入差距类似于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差距，这就是“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地区间的整体差距和城镇差距”的原因，也是“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超过城镇居民”差距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产生了大量农民企业家，而中西部农村仍然有不少完全依靠农业收入的农户家庭。
由此看来，当前东部地区农村并非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未来。东部地区先行发展了，使得中西部地区农村丧失了再工业化的机会。浙江正在进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试验。浙江是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几乎全域城市化了，省域内的农村可以就近享受到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各种机会，以及三产融合带来的机会。浙江省内不同市县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小，居民收入差距也比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都是最高的，原因是浙江工业化走在全国前列，已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核心部分。因为沿海城市经济带已经发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就失去了工业化的可能，也就不可能再复制浙江的经验。中西部地区农村只有通过高速城市化，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共同富裕的行列。
三、共同富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要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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