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姚大力:古人怎样读书?

更新时间:2022-12-03 20:17:36
作者: 姚大力  

  

   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图书,真是繁荣得出奇。借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书摊上从“天王巨霸、黑枪红血”到“丰乳肥臀”,差不多已经应有尽有。读书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或文化消费中的地位,似乎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间也隐然存在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在大多数的人们中间,流行着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一是应试读书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后者不但正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即使是对仍然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因为与中学阶段相比较,应试压力已大大减轻,所以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人,也绝对不在少数。

   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历史系的学生说出一两种最使他们印象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如果你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说,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论著都很不一样。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或者要他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即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年份(作者把它称为 the year of non-significant),去叙述崇祯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这时候,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说阅读只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或许还不能算是太过头。

   为了有效地抵制阅读与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我感到有一种必要,在读书活动中提倡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它与应试式的读书方法很不相同,却完全可以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应试阅读所可能产生的各种负效应,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僵化的应对模式,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这是人们应当更长久地坚持的、更可靠的读书方法。从这一点出发,很值得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人怎样读书。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涵义,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这就是我今日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兹分述如下。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下面举几个随手摘抄出来的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他的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王暐《道山清话》)。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苏东坡的。他曾经被人检举;罪名是利用诗歌和“谢恩表”之类的文章攻击政府,因此还吃过一顿冤枉官司。他的对头后来承认,在被审讯的过程中,苏轼对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乃至引证经典和关于它们的传注,都能“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王巩《甲申杂记》)。古史中经常会有某人“千言过目,成诵不遗”, “一览即诵,不一字差”, “举书传常连卷,不遗一字”之类的描述。还有些人,据说才把《汉书》看过两三遍,便能熟知全书,随口加以引证。这在当时虽然也令人佩服,却还远远算不得是一种“特异功能”。当然,“一字不差”云云或许有一点夸大。苏轼就有过把孔子弟子的话当乃师言论来引述的情况。古书中引文的字句常与原文小有出入,原因之一,便是作者习惯于不经查对原来文本,径直根据自己的记忆来称引经典。

   我还想讲一段反映古人“强记绝人”的奇闻轶事,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 ”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而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作“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此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自谦之辞),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就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把它们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但故事还没有说完。这位葛秀才的住家邻近有一个经营染布业的铺子。一天晚上发生火灾,把整个店铺、连同记录着客户所交付的托染布匹的品种、数量等事的账簿一起都烧掉了。客户们乘店主没有凭据,都加倍索要赔偿。店主急得团团转。他的儿子忽然想到,失火前一天,葛秀才正好路过店铺,曾经在柜台上顺手翻阅过那本账簿。于是店主准备了酒菜,去找葛君商量。“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日月、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店主拿着它,“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梁溪漫志》)。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稍晚的元人笔记,也提到为试验某人记忆力,让他诵读染铺营业簿的事。看来它更像是用来形容某人记忆力出众时的一种套话。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无数倍,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进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越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手中有了书面文本,还是强调“成诵”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还要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内,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着。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道山清话》)。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去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金末元初人王思渊。此人“闻一异书,惟恐弗及。……志气精强,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王氏藏书目录序》, 《秋涧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地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书中的增衍错漏之处,即使有反复多次的过细功夫,也是难得一网打尽的。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作出一种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他的这一见解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来翻刻的。检阅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这才断定,上述七十四字原属唐太子李贤的注文,是宋代之后才窜入《后汉书》的正文当中去的。

   古人高度重视诵、录、校的基本功;但他们读书,又绝不仅止于诵、录、校。宋朝的谢良佐,最初以为学问不过就是强记博闻而已。他在见程颢的时候,“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自以为表现非常出色。想不到程颢并不欣赏,对他说:“贤(对交谈中另一方的尊称)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良佐听到这样的评价,当场窘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但等他看到程颢读书,“又却逐行看过,不磋(失误)一字”。他一开始很不服气,后来却终于省悟过来,并且拿自己的这个认识过程作“话头”,去开导其他“以记闻为学”的后生(《近思录》)。这就是说,读书不可不始于诵、录、校,但光做到“逐行看过,不磋一字”,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许衡,就最喜欢善于“疑”的学生。他的传记有曰:“诸生或有疑问,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元列传二首·许衡》, 《王忠文集》)这个意思并非他自己的发明;比他早一点的朱熹,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许衡不过是在炒朱熹的冷饭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66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