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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和: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多元一体建构

更新时间:2022-12-03 09:33:44
作者: 张乃和  

   摘要:西罗马帝国晚期的《狄奥多西法典》,是日耳曼人大迁徙时所面临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此后,日耳曼人纷纷建国立法,打碎了这一法律体系,开启了多元的法律建构进程。随着封建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发展,中世纪西欧逐渐形成了封建法、教会法、海商法三大法律体系鼎立的局面。罗马法复兴则从法理上把这三大法律体系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中世纪西欧法律的“三位一体”格局。从总体上看,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建构经历了从一体到多元,又从多元走向新的一体的过程。这对重新认识中世纪西欧的法律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世纪  西欧  法律  多元一体  社会性质

  

   作者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30038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P155—P170

  

  

   如何从整体上认清中世纪西欧法律建构的主线和全局,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开展的课题。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不过,由于中国的法律史研究处于 “非法”“非史”的“双重边缘”状态,因而较少有学者从整体上关注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建构问题。国外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欧洲法律史学(European legal history)。该学科发端于德国并逐渐传播到欧美等其他国家,主要探讨欧洲共同的法律传统及其命运,在中世纪西欧法律变迁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然而,这种欧洲法律史学不仅保留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残余,而且往往陷入欧洲中心论的泥沼,因而从20世纪末以来就有学者开始尝试超越欧洲法律史学,走向全球法律史学。可见,中外学术界在中世纪西欧法律建构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平衡,中国学术界尚待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

  

   中世纪西欧法律建构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曾说:“全部的历史研究均有赖于对法律的解释”,而且,“哪里的法律史未得到很好研究,哪里的法学院就得不到发展,全部的历史研究大军尤其是经济社会史新军团前进的步伐,也就会大为放慢。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事实就是那样。在获得古代的社会或经济内核之前,我们通常首先需要小心翼翼地剥去一层法律的外壳。”可见,中世纪西欧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法律起源”经济学,从“大分流”到“小分流”再到“长分流”,均把中世纪西欧法律尤其是法治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中世纪西欧法律传统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法治被视为欧洲文明的独特魅力,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更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精神力量。因此,中世纪西欧法律史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也不可忽视。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和把握中世纪西欧法律建构的主线和全局,这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欧洲文明,从而平等地进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这里,笔者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世纪西欧的法律文本解读与历史实际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多元一体建构历程。

  

   一、日耳曼人大迁徙与西罗马帝国的法律遗产

  

   日耳曼人生活在罗马国家的北部。公元前1世纪中叶凯撒的《高卢战记》有关日耳曼人的记载表明,当时贫富分化尚不明显,也不存在奴隶和奴隶制。实际上当时日耳曼人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法律习惯已从血族复仇转向赔偿金制度。到了1世纪末,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有关记载则表明,当时日耳曼人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出现了奴隶和奴隶制。然而,日耳曼人的奴隶比罗马人的奴隶地位高,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从而形成了一种“佃户”式奴隶制。这与罗马的隶农制类似。1世纪初,瓦鲁斯被奥古斯都任命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后,曾在那里强制推行罗马法。在罗马法影响下,在1世纪末日耳曼人已有了自觉的立法活动,尽管尚未出现成文法但其法律习惯内容日益细化,司法机构和人员分工也日益明确。可见,1世纪末日耳曼人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方向上已与罗马人基本一致,在法律习惯上也深受罗马法影响。

  

   2世纪,随着罗马帝国走向鼎盛,帝国元首的立法作用日益增强,罗马法也开始体系化和系统化。在哈德良统治时期(117—138),他委任法学家萨尔维乌斯·朱理阿努斯编纂了《永久敕令》,明确了只有元首才可以制定和颁布新敕令,裁判官制定和颁布地方法令的权力被明令废止。这就使罗马法日益体系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盖约的《法学阶梯》从法理上开始强调元首的立法作用,并对罗马法进行了系统化编排和研究,从而使罗马法日益系统化。这就在法律体系上和法理上推动了罗马法的统一。

  

   2世纪末,日耳曼人持续南下,罗马帝国通过以蛮制蛮的政策,允许大量日耳曼人定居在北部边境,这不仅加速了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化,而且还促进了日耳曼人的罗马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当时罗马不仅已出现析产奴隶制,而且隶农制也已兴盛起来。3世纪危机使隶农成为罗马主要的农业生产者,而此前日耳曼人出现的较为缓和的“佃户”式奴隶制与隶农制之间的耦合,共同孕育了封建经济,加速了罗马奴隶制的衰落。“在奴隶制衰落中发展起来的隶农制,是封建经济成分。3世纪时罗马农业生产者主要是隶农,说明当时封建经济已占主导,可是由于罗马国家、罗马法律的存在,隶农的法律地位却不断恶化,这表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为了垂死挣扎,阻碍新的萌芽,起着反动作用。”因此,由哥特人于376年开启的日耳曼人大迁徙,起到了打碎奴隶制上层建筑的解放作用。

  

   随着罗马帝国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帝国的日耳曼人雇佣兵和居民,与其他罗马公民和奴隶一样,不堪忍受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他们把进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视为“拯救者”。但是,面对日益壮大的封建经济,罗马国家和法律却极力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为了缓和国内矛盾,212年,《卡拉卡拉敕令》宣布把罗马公民权授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自由居民。313年,《米兰敕令》不但明确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而且还规定基督徒整体作为一个社团(corporation)可以拥有合法财产。为了使基督教神职人员专心服务教会,罗马皇帝还颁布法令免除其一切赋税和公共役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罗马法诉讼程序日益转向“非常诉讼”即由皇帝及其官员直接审判,基督教会的主教也像皇帝的“官员”那样,获得了依据教会法进行审判的权力。318年,君士坦丁皇帝下令,世俗法官在主教庭审案件时“应保持沉默”,“任何人如愿意把他的案件移交给教会法管辖并服从其法庭判决,他应当被受理”。325年,君士坦丁召集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不仅解决了信仰争端,而且还进行了教会立法,首次由全体主教共同制定了教会的普通法,并由皇帝宣布尼西亚法令为帝国的法律。到了392年,基督教正式成为帝国境内唯一合法宗教。由此开始,基督教不但成为帝国的国教,而且教会还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395年,帝国因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去世而被其两子平分,东西罗马帝国正式分裂,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日益衰落。为了应对帝国西部多民族多阶层日益复杂的法律生活,罗马法吸收了各地习惯而日益通俗化(vulgarization)、简约化(simplication)。429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与西罗马皇帝瓦伦蒂尼阿努斯三世顺应这一趋势,共同下令汇编君士坦丁以来诸皇帝所颁布的所有法令,“删除因颁布新法令而失效的旧法令,明确那些确实有效的法令,从而使之更简洁、更符合法律要求”。“438年,终于编纂出了《狄奥多西法典》。这正是日耳曼人大迁徙时期所面临的西罗马帝国通行的法律体系。

  

   该法典在维护奴隶制的同时,有两点突出的特征值得关注。首先,确认了习惯是法律的渊源。“坚持古老的习惯是未来应遵守的准则。因此,当习惯无碍于公共利益时,这些长期得到遵守的习惯仍然有效。”这就为地方习惯获得法律效力提供了合法依据,也为日耳曼人的习惯上升为成文法提供了合法性。其次,巩固了罗马基督教会的法律地位。基督徒首次被明确为“天主教徒”,教会被称为“公教会”。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蒂尼阿努斯三世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西部帝国,于445年颁布法令,确立了罗马主教的至高无上地位:“未经令人尊敬的罗马教宗批准,高卢以及其他诸行省的主教不得违背古老的习惯。凡经罗马教宗批准的任何规章,均应成为适用于这些主教以及所有人的法律。任何主教均不得拒绝应召到罗马教宗法庭,否则将由该行省总督强迫其到庭。罗马教会将在一切事务中保留我们先辈所授予的特权。”这不仅确立了罗马教会的最高司法权,而且事实上还赋予了罗马教会立法权,成为中世纪西欧建构统一教会法的基石。

  

   476年,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帝国皇帝,正式宣告西罗马帝国灭亡。奥多亚克尽管一直没有公开称王,更没有称皇帝,在名义上仍服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但已成为意大利的实际统治者。随着日耳曼人自树意识的增强,日耳曼人在西欧相继建立了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伦巴第王国、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等。日耳曼人打碎了统一的西罗马帝国和罗马法,纷纷建国立法,开启了中世纪西欧法律多元建构的历史历程。

  

   二、日耳曼法典与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多元建构

  

   西哥特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后逐渐定居于高卢西南部。418年,西哥特王国与西罗马帝国签订条约,正式得到帝国的承认。这是日耳曼人在帝国境内建立并获得承认的首个独立国家。西哥特王国的尤里克王在位时,于477年左右制定了《尤里克法典》。这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日耳曼人法典。由此开始,日耳曼国家的国王正式取代西罗马帝国皇帝成为立法者。该法典残存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哥特人与罗马人土地边界争端最终由国王裁定;委托他人的财产纠纷处理;销售合同应以书面进行,如无书面合同则可由证人作证,强迫销售、压价购买合同均告无效;女性的财产权受到父权限制;等等。从以上内容看,《尤里克法典》似乎并非仅适用于西哥特人。此后,西哥特王国的版图扩张到西班牙,先后颁布了《西哥特罗马法》(506)、《西哥特法典》(654)。后者取代前者成为通行西哥特王国、适用于王国内所有人的法典,在摩尔人统治时期仍被沿用,直至13世纪才被吸收到卡斯提的法律中。至此,西哥特王国实现了国内法律的统一。

  

《西哥特法典》在形式上与罗马法一样划分为篇和章,但在法律渊源上则主要有哥特人古老习惯、罗马法、教会法和国王的敕令。因此,这部法典成为中世纪早期西欧法律建构的典型。它既非罗马法,亦非教会法,更非日耳曼法,而是西哥特王国法。混合性是其突出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该法典明确废除了禁止哥特人与罗马人通婚的法令。同时还废除了《狄奥多西法典》中关于禁止罗马人与一切“野蛮人”通婚的规定。这也意味着日耳曼人通行的禁止与罗马人通婚的古老习惯被废除了。第二,奴隶的地位有所提高。“在法庭上,任何自由人不得拒绝任何奴隶向他提出的诉讼”;“为国王服务并担任令人尊敬的宫廷官职的奴隶”以及其他国王奴隶“依本法与自由人一样可以出庭作证”。从总体上看,宫廷和教会奴隶地位已接近中世纪的农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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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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