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贾康:中国经济还有相当大的成长性

更新时间:2022-12-02 22:32:10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党的二十大发言人日前强调,中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以从事几十年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认识,愿意就此谈一下自己的理解。客观来说,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依“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人类发展文明进步的共性规律,并结合中国的国情与特色的个性要求,充分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再加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里所要求的法治化、民主化,这七大潮流,将合流谱写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一思路上的实证考察,可以说明,中国经济还有着相当大的成长性空间。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要完成从中期走向中后期、再到后期的发展过程。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终于推进到的“世界工厂”局面,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全球第一,但以不少具体领域合成的综合判断而言,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中国智慧制造,这些将一定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还仅在45%左右的水平,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把这一指标适当往上抬高,我认为真实城镇化水平也只能认为有50%或者再稍微出头。按照一般经验性规律总结,真实城镇化水平要走到70%左右,才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那么如果我国真实城镇化率,今后每年平均增加一个百分点,我们也还需要走超过15年的过程才能完成其高速发展期,这大致可走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

   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结合互动发展的过程,从长期看,则是通过一个供需互动的持续过程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在中国大地上,只能以非常独特的“巨国模型”来认识和描述。它的具体表现场景,将会体现在中国约700个中心区域大大小小的城镇建成区中,它们的最主要发展趋势,是依国家科学有序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建设的国土开发顶层规划,将城乡结合部往外推,还必然要打造很多新区。各个中心区域、新区,以及它们之间,将出现基础设施一轮又一轮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以及互联互通。这一过程,又必将伴随产业升级发展、产业间的不断互动,以及越来越多地释放出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的需求。回应这些需求释放的供给侧的有效供给,将在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表现其支持发展的功能与潜力、韧性与回旋余地。

   这个供需互动的过程,将表现出中国经济巨大的成长性空间。因此,即使这个过程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不愉快因素的干扰,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基于客观支持因素,在主观上不犯低级错误的同时,发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在宏观层面,必须以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坚决贯彻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由这个“统一”切入,结合“高标准法治化”,实现对所有市场主体产权保护的一视同仁,依法保护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消除各种不当的条块分割壁垒,更好地促进城乡一体化,更好地解决“城乡分治”的弊端,更好地在消除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堵点的同时,拥抱全球市场。

   在微观层面,要有一套清晰的对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原则体系的落实方案。除了涉及企业的“负面清单”即“法无禁止即可为”之外,还需要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正面清单”,即“法无授权不可为”,再加上“责任清单”,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进行绩效考评并完善监督和奖惩问责机制。这一套自上海自贸区开始施行的原则体系,关键是怎么推广落实。此外,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共赢发展,要特别注意,在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间接金融的比重必然会适当调低,直接金融比重将上升,同时“供应链金融”需要有创新发展,大企业可以更多通过供应链金融带动与自己合作的、广大的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一起寻求发展机遇。

   外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疑惑,一个是房地产是否已经触底?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经济成长性的认识,当下虽然从近700个城市的大面上来看,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这个特征已经明显消退,但还会更多体现为“白银时代”,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当然,不排除一些地方进入了只能稳定发展的“黑铁时代”,甚至或有少数三、四县城市更为糟糕的局面。但实事求是说,现在房地产业面临的挑战,更多是在2021年底以来中央频吹房地产政策暖风的情况下,怎么完成筑底消化市场上不良预期的过程。我们现在应该更有信心,总体而言,楼市是可以稳住的,不会出现人们曾经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崩盘。但是它的恢复,还需要一个在早已形成的“冰火两重天”格局下,总体而言等待基本局面特征转换临界点出现的过程。近期,我们已看到了由“火”的一边带动未来这种情况的迹象。

   人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财政的可持续性,突出的是地方财政缺口的问题。总体来说,这些年分税分级财政制度,已经相对好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事权与财力运用方面,覆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使的事权,已经越来越多地具体落实到操作方面的支出责任清单。比如,在医疗保障、公共交通、义务教育等这些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中央和地方是按照阳光化的制度规则一起处理怎么分担它们的支出,在操作方面,这些都有越来越清晰的细则。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会特定地、选择性地支持欠发达的和困难的市县与基层。近几年,受到疫情冲击,出现了一些地方财力吃紧的情况。但从全局来看,我们毕竟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底子,对于顶过这一轮的支出压力,还是有把握的。到各地看一看,发展建设是有延续性的,经济成长性体现的过程大体没有中断,只要给予一定的修复条件,它就会跟上。而且,我们政策工具箱的财政政策可用工具还是比较充足的。

   做了几十年研究,笔者过去就知道一句话,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等到压力扛过去以后,通常都再补上一句话,“年年过得还不错”。当然,这次我们面临的风险比过去要高一些,但在党的二十大给出很好指导后,相信我们能够扛过去,包括在复工复产和做好抗疫这方面实现更好的平衡,走过整个所谓后疫情时代。(作者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649.html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2022年11月1日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