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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琦: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的文献解读

更新时间:2022-12-01 15:16:50
作者: 李琦  

  

   [摘要]通过对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历次论述的文献梳理和解读可知,江泽民最初提出“以德治国”概念,其直接现实针对性和契机是出于对宣传思想领域工作方法的深刻反思,进而提升到对改进执政党领导方式、领导方法的思考。在思考“以德治国”问题的时候,江泽民始终将其置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石上。他指出,要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为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建设一个“好”的“法治国家”而在各个领域发挥各自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江泽民;以德治国;依法治国;领导方式

  

   自“以德治国”思想提出后,研究者大多从广阔的社会视野来进行历史钩沉和学理分析,也提出了许多从各方面进行“以德治国”实践的可行性思考,而细致的文献爬梳工作却少有人做。本文从解读“以德治国”的相关文献入手,通过整理江泽民本人的论述和当时语境、与之相联系的现实思考及实践体现,从而理清江泽民提出这个概念最初的现实针对性和后来对其内涵的丰富和扩展过程。

   一、“以德治国”的提出与江泽民对改进领导方式方法问题的思考

   关于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的时代背景,人们已有一些基本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其辉煌成果充分展示,同时各种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如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反腐形势严峻、社会风气令人担忧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仅依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是不够的。此时提出“以德治国”,符合巩固和深化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社会背景。如果仔细阅读江泽民首次提出“以德治国”这个概念的《大力弘扬不懈奋斗的精神》一文(这是江泽民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202页。),可以得到对其现实针对性或者说契机的更为准确的描述。

   该文中那段被经常引用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要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解读这个文本,可以得到三点印象:(一)江泽民讲话的对象是全国宣传部长,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思想工作说的。(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提,而且详细阐述了二者之间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关系。(三)“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实践,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就是说,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

   学术界对以上第二点和第三点的研究和思考很多,而第一点却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笔者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从紧接着的一段话中,读出了一份异常复杂的心情。一是深刻的沉痛感和巨大的疑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对一些人却往往难以发生作用呢?为什么像‘法轮功’这样的歪理邪说会在一些群众甚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腐朽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对一些人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二是沉痛和疑问之后的思考:“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解决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三是对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方法的期待:“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和思考,总结经验,克服不足,从家庭到学校到全社会,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宣传教育渠道,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如同春风化雨、细雨润物一样,努力在全党全体人民中把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精神支柱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细、更扎实。”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最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就是要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如何应对“法轮功”及其他一切腐朽思想对社会生活的侵蚀进行深刻反思。

   江泽民的反思有一个大的框架,就是首先,“解决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具有难以想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其次,要克服这样巨大的困难,不能光靠政治高层的单向努力、孤军奋战,而要依靠“从家庭到学校到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共同研究和思考”。全文充满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他指出,使全体人民保持共同理想信念和强大精神支柱,是宣传工作者一项“很细致、很艰巨的任务”,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生活环境、思想认识、文化素质、心理特征都有所不同,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不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不因材施教、因人制宜,而是千篇一律、空洞说教,思想宣传的效果肯定不会好。”“这就向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一致性,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二是必须努力把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理论性,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

   这段话的意味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和法律领域的工作在方法上应当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工作者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人,不能有所差别。但宣传思想工作者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其工作对象是千差万别的人,在改革开放这个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大环境下尤其如此。这里的“德”,具化为一种贴近实际、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特点,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以他们能够和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要用“春风化雨、细雨润物”那样既富于智慧又人性化的方法,才能收到深刻而持久的实际效果。正是说到这里,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

   从这个思路可以看出,江泽民在反思宣传思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意识到,仅仅拥有正确和崇高的目标是不够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在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可能被低估。把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精神支柱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细、更扎实”,就要讲求宣传思想工作的质量和实效。可见,江泽民在针对宣传工作的讲话中提出“以德治国”,首先强调的是“德”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其后,江泽民对如何改进执政党工作方法问题作了更多思考。2001年5月23日他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见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487页。),就是这种思考在文献上的记录之一。江泽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否做好,我们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我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与上次讲话中对民众阶层、身份、精神需求日趋多样化的认识相衔接,他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把宣传思想工作中的疑问和反思延伸到了对新形势下执政党领导方式问题的思考。在参与全球竞争的客观形势下,这段话包含的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紧迫感是很明显的。江泽民还对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进行了具体阐述。他指出,党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方略,包括“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要求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其中都包含着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领导方法的意义在内”。这是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这表明,江泽民确实是把“以德治国”这个新提法与执政党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更新和改善领导方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考,也出现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报告在总结“五年的工作”部分列举了工作中六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总之,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并对其进行的一系列重要阐述,体现了党在一段时间里对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较为集中的关注。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是这一段集中关注的重要成果。该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段落中又提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如果把这段话与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相对照,就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江泽民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关系:“基本方略”与“相辅相成”

   党一直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之前也阐述过有关“德治”和“法治”的问题。所以,“以德治国”的提出虽然在当时有着较为直接的现实针对性,但也不是突如其来,毫无历史渊源。“以德治国”一提出,自然就涉及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从江泽民的历次论述来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和“法治”与“德治”的含义和相互关系基本一致。

   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关系较详尽的论述,可以在江泽民的两次讲话中看到。一次是2001年4月2日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21页。)在关于治安工作的会议语境下提到“以德治国”,显然,“依法治国”还是最根本的,而“以德治国”起重要的辅佐作用。

   对于治安工作者来说,如何做到不“唯法”,使“德”能真正起到“辅”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课题。从江泽民最初提出“以德治国”是针对领导方式方法这个方面来延伸,应该包含在“法治”的工作方法上下功夫的内容。例如,在法制宣传方面,就可以借鉴前面所述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的途径之一,就是在法律活动中,也能看到人性化的内容,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原则。

   再看《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篇讲话中的表述:“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要求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2002年5月21日江泽民在四川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都有类似的表述。

   十六大报告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中的十大经验之五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条可以与经验之四相对照,那一条谈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4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政治体制层面上的根本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法治国家”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制度性标志。相反,现实中并不存在一种“德治国家”。“德治”是“好”的法治国家在精神形态上的标志。

总的来讲,“法治”强调制度性、严密性,而“德治”更强调灵活性、多样性。如江泽民所说:“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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