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曹慕樊:《建都十二韵》

更新时间:2022-12-01 01:18:27
作者: 曹慕樊  

   关于这首诗,钱注:“此因建(江陵为南)都,分镇之事也。……自‘牵裾恨不死’以下(按这首诗的后半:“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廷哭,遥怜湘水魂。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乃追述移官之事。盖公之移官,以救琯。而琯之得罪,以(议)‘分镇’,故牵连及之也。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七月,上皇移居西内,九月置南都。革南京为蜀郡(按唐玄宗奔蜀,至德二年,以成都为南京)。肃宗于荆州、蜀都,汲汲然一置一革,其意皆为上皇也。公(杜)心痛之,而不敢讼言。故曰‘虽倚三阶正,终愁万国翻。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定哀之微辞如此。”仇驳钱注说:“当时房琯分建之策与吕建(荆州为南)都之请,前后事势,迥不相同。初安史首乱时,陷中原,破两京,翦宗室,唐室孤危极矣,故分建子弟之议足以使贼子胆寒。其后长安既复,兵势复张。惟河北未平,故须专意北向,以除祸本。若建都荆门,虚张国势,迂疏甚矣。且东南本无事(?)而劳民动众,恐反生意外之虞。此作诗本意。钱笺附会两事(按仇意指分建与建都各为一事),诗意反晦。”

  

   按,分封建议对不对是另一回事,分建和建南都这两件事实际有没有关系也是另一回事。但就《建都十二韵》这首诗说,诗人确实把分建和建都这两件事看作有内在联系,绝不是钱谦益故意把诗人意中的两件事附会为一回事。仇说是不足以驳倒钱注的。第一,“牵裾”四句足够证明是指救房外逐,杜诗屡用“牵裾”指这件事,无一例外。第二,如果承认这一点(仇注是承认的),那么,为什么把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呢?有什么必要呢?作诗并不是填履历表,非把平生大事都写进去不可的。如果诗仅论时事,主张当前应该专力向北,不要劳民动众,别建南都,那么,前六韵已经够了。后半(自“牵裾”以下)简直该删。所以,要末就得证明“牵裾”句别有所指,与救房琯事不相干;要末就得承认在诗人意中这两件事有其必然联系。第三,除这两点足以证明钱胜仇说以外,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江陵望幸》(仇定为广德元年,七六三年,阆州作)那首诗与《建都十二韵》是矛盾的。“望幸”诗盛称江陵形胜,开头说:“雄都元(原)壮丽,望幸欻威神。”通首都是歌颂。时间才过两年多,为什么江陵就是“雄都”,安排就那么妥善呢(“甲兵分圣旨,居守付宗臣”)?建立分都当然是以备非常,并不能因为李豫(代宗)被吐蕃赶出长安,江陵建都就得当。皇帝没有被赶出来,江陵建都就算失策(建都诗“终愁万国翻”明言失策)。可见前时的反对建立分都,是别有缘故的。这个缘故就是,表面看来,无非是分都的改建,实际是反映出宫廷内部(李隆基和李亨、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杜甫看来是纲纪的败坏,皇帝(李亨)的被钳制;同时也是朝廷正气不伸、邪气嚣张的征候。这个征候,在杜甫看来,又是从房琯罢相开始的。既然房琯罢相,不是个人的升降问题,而是关系国运,所以这两件事(房罢和改建南都)就是一件事,是一件事的开端和发展。《通鉴》卷二百二十一,肃宗乾元二年,“(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预政事,请托无穷,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上元元年,“李辅国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七月,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马)。”这就是移宫案。看玄宗身边的亲信高力士、陈玄礼等在移宫后一一贬逐,可知张后、李辅国是下决心要消灭上皇的任何一种活动的可能性的。成都的因玄宗而改称南京,李辅国也可能十分讨厌,正如他十分讨厌“兴庆宫”一样。所以才急于取消成都的陪都称号,以消灭玄宗政治上的影响。杜甫在《忆昔》的第一首说:“关中小儿(指李辅国)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这和《建都十二韵》的“关辅久昏昏”说的差不多是一回事。在我们看来,李隆基和李亨本质上都是昏君,但在杜甫看来,李隆基是英主,是慈父,李亨是不能克绍箕裘,令人失望的,而且“不孝”。所以《建都十二韵》诗的本意,前六韵抨击罢南京建南都的政治错误,后六韵推源祸端,痛惜房琯罢相,邪气上升,抨击乾元、上元的政治昏暗。前六韵是现象,后六韵才是本质(中心思想)。《江陵望幸》是在吐蕃入侵,代宗跑往陕州的情况下写的。诗意不是评论南都该不该建立,而是说皇帝该跑到江陵,好就南方的军实。所以和《建都》诗并不矛盾。

  

   现在有人说,李隆基父子间的矛盾问题,早已过时,研究杜诗,不值得再拿来说了。这话不对。李隆基父子的矛盾,在整个唐代史上诚然算不了什么。但就了解杜诗说,这件事是重要线索之一。凭借史实,解释当时人的思想活动,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对事实的分析可以有深浅,但事实,总是应该凭借的,无所谓过时。封建社会的“五常(伦)”,有三常就在家庭里面(父子、夫妇、兄弟)。这三个关系都是不平等的关系,都和财富分配有关。在夫妇关系中,女性是受压迫剥削的。在兄弟关系中,庶子或弟弟是被剥夺了统治继承权的。在父子关系中,家长是无上权威、宰割一切的。三个关系就是三种矛盾。这三种矛盾都酿自氏族社会。而家庭就是这三种矛盾的统一体,或者说是建立在这种种矛盾关系上面的。封建家庭,表面上笼罩着一层温情的薄纱。这层薄纱,只要实际利益冲突一旦爆发,任一个矛盾一旦激化,它就会被撕毁,而赤裸裸的对抗斗争就开始呈现出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孝、慈、敬、弟,通通是欺人之谈。他们打扮着代表全民的模样,还要用这些高尚“道德”来“教育”人民。“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样,阶级社会的统治道德,也都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封建皇帝李隆基亲自注解《孝经》,倡“以孝治天下”。实际上父子之间,不慈不孝。这不是什么稀罕的现象。在整个封建时期,从皇帝一直到“士大夫”的家庭,莫不如此。杜甫是笃信封建道德的人,他在这方面的诗句,板滞木强,散发出霉烂的气味(典型例子是《牵牛织女》,又如有名的《洗兵马》中“鸡鸣问寝”两句亦是一例),是杜诗坏的一面。在《建都十二韵》中杜甫也是站在玄宗一方,幸而他还没有(政治环境也不许可)谈什么孝道,所以还没有把这首政治诗弄得太坏。总之,读杜诗时,注意他对玄肃父子间的矛盾的态度,是必要的。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572.html
文章来源:杜诗杂说全编/曹慕樊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