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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事治理研究

更新时间:2022-11-30 00:29:16
作者: 张旭  

   [摘要]伴随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各种数据、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日渐提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呈趋重和蔓延态势。回应有效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现实需要的刑事治理,不仅要关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边界模糊、“情节严重”标准把握困难的具体问题,更应重视“技术利维坦”的困境、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的定位不明等深层次的问题。强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治理,应从破解“技术利维坦”困局、明确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最后法的地位、限缩刑法视域中“公民个人信息”范围、全面理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为立体化、多元参与的综合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的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关键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最后法;数字社会

  

   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中国进入数字社会。由数字社会的特征决定,社会连接方式、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都深受数字技术的影响,数字社会在带给人们巨大便捷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危机和风险,其中个人信息权利被侵犯、被滥用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寻求有效的对策,实现数字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与强化个人信息全面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法学研究和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鉴于以往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刑法框架内的保护法益分析、构成要件和罪量要素解读、入罪和出罪的分歧以及完善刑法的建议等内容,本文拟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治理角度切入,尝试在梳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现状、分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应对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的一己之见,希望能对数字社会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治理有所裨益。

  

   一  数字社会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态势描摹

  

   晚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对个人信息犯罪的惩戒力度也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也呈现出日益严峻的态势。

  

   (一)犯罪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伴随我国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数字技术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个人信息的应用价值和商业价值日益明显,由此,各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亦急剧增长。记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做电信网络诈骗研究的报告人现场做即兴调查,问到近一年自己使用的手机是否接到诈骗信息时,几乎在场的参会者都举手表明接到过类似信息,而且绝大多数人表示不止一次接到类似的信息,从中可以窥见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信息被获取、被滥用普遍存在的情况。

  

   司法实践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判决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笔者以把手案例为检索平台,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个人信息”为关键词,以2015年至2021年为时间跨度,共检索到相关案例9173起。其中2015年23起、2016年302起、2017年1151起、2018年2018起、2019年2419起、2020年2131起、2021年1129起。上述数据表明,自2015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设立以来,以2019年为分界点,此类案件数量在2015年至2019年逐年上升,至2019年达到峰值;2019年后,案件数量逐年递减。如果充分考虑到因疫情影响法院审判以及平台数据更新可能出现延后等情况,2019年后的实际案件数量可能与统计数据有一定差距。无论如何,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整体上看,数量爆炸式增长的趋势明显,公民个人信息被大面积侵犯的情势严峻。可以预测,未来一个时间段之内,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数量还会保持相对较高的态势。

  

   (二)犯罪危害的立体式衍化

  

   “数字”高度概括了数字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以数字产业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以电子政务为代表的数字政府,以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为代表的数字惠民等新动态,表明“数字化”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样态。然而,数字化的实质是海量数据、信息的汇集和挖掘,个体要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生存,公民个人信息被获取、被滥用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生活的数字化亦带来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危害的立体式衍化。

  

   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直接危害愈发明显。数字社会人们的思维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逻辑的塑造,信息的快捷流转和大量分享形成了个人信息滥用的弹性空间,而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商业化应用进一步诱使滥用他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发生。换言之,人们参与社会生活、获得相应服务,不可避免地要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由此,个人信息被获取、被使用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与社会的联系越深、越广,个人信息安全的风险也会随之扩展。公民个人信息在广告推送、行迹追踪、身份识别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加剧了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被滥用的风险。基于经济利益甚至实施定向犯罪等目的的追逐,非法获取、出售、滥用等各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进而加剧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趋重的态势,严重危及超大规模公民群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隐私安全。

  

   其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间接危害渐次提升。公民个人信息应用的广泛性与潜在的经济性,不仅引发各种直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还会引发和衍生更多、更广的其他犯罪。相较于以往针对受害者数据以及电子设备使用安全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所涵盖的网络犯罪行为更复杂,犯罪目的更加趋于多样化。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与个人信息及数据资料取得后的财产性利益紧密相关,除技术能力外,行为人还需进一步实施诈骗、恐吓等行为,从而增加了团伙犯罪的可能性以及与其他犯罪行为勾连的可能性。由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其发生过程中无疑放大了相关犯罪行为的“隐性”危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就像是犯罪的源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发生以后,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窃取信用卡中的钱款、敲诈勒索、打击报复公职人员和证人等犯罪,进而催生和加剧其他犯罪的蔓延。

  

   (三)犯罪行为的技术化发展

  

   公民个人信息潜在的多元价值催生了各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而公民个人信息量大、面广,涉及内容庞杂,亦为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和深度挖掘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方式亦由最初的房产销售人员、快递寄送员、旅游公司职员等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通过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盗取公民个人信息以及收买公民个人信息等简单方式向智能化、技术化的方式发展。如利用网络爬虫作为从互联网空间获取数据的手段就是典型代表。“网络爬虫”借助多样技术,通过验证码的自动识别、数据解密、代理IP池、模拟浏览器访问、伪造用户代理、Java Script逆向解析等方式大肆获取个人信息并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在公民个人信息的深度挖掘方面,更是与人工智能技术、算法的改进等密切结合,从而使得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精准性及应用的有效性明显提升。与此同时,互联网空间的特殊性也强化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的技术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也不断利用新兴技术丰富自身,以获得更大的不法利益。可以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的技术化水平的提升,导致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更隐蔽、更中性,从而为及时发现犯罪进而认定犯罪带来更多困难。

  

   (四)犯罪产业的渐进式形成

  

   鉴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与多重价值,当下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一网络犯罪行为为中心的“黑灰色产业链”。相关犯罪产业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产业模式”逐渐细化与“产业链条”自我分裂。“产业模式”逐渐细化表现为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实施过程中,相关犯罪人员在角色扮演与承担任务中显现出单一性与专业性,在此基础上也诱发了相关产业中“黑产”与“灰产”不再彼此相融,而是边界逐渐明晰甚至构成两个彼此合作的运行部分。鉴于“灰产”在违法性是否存在及其违法性质界定上存在争议,甚至部分“灰产”距离违法的边界甚远,由此产生了司法实践中对于“黑产”的打击无法包含“灰产”的情况。而作为创造利益的“灰产”只要一直存在,其势必会以犯罪利益诱发“黑产”复燃,从而促使相关犯罪趋重。“产业链条”的自我分裂是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独立的犯罪链条模式而言。随着数字时代来临,信息技术的学习与应用广泛普及,随之而来的,是具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能力的危险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显露出产业化倾向,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已不满足于一次犯罪所获得的犯罪收益,而更多着眼于犯罪链条形成后所带来的长期收益,由此引发了行为人对产业模式的探究。这样的犯罪产业模式打造往往具备极强的可复制性,可以说,在以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土壤”以及“犯罪素材”的相关犯罪产业中,产业模式一旦形成,则会在不同的“犯罪链条中”迅速地自我分裂。换言之,一条产业链的打通,就意味着一个产业群的出现,甚至本来彼此独立的犯罪团伙也会受产业化效应影响展开合作乃至合并,最终使得一个脱离常规社会秩序的黑暗地带产生。

  

   二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困境

  

   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困境是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特点和态所决定的。数字社会的高速发展在彰显公民个人信息重要性、商业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内容庞杂的海量信息的使用和转移,进而加剧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风险,并促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断趋重;各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的立体式衍化,编织并延长了以信息技术攻击为主的上游犯罪、以个人信息加工为主的中游犯罪和以个人信息使用为主的下游犯罪相互勾连的黑色产业链,进而引发更复杂、更严重的犯罪问题;犯罪行为的技术化发展则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治理带来诸多挑战和难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信息网络的快速普及,使得我国的相关立法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更是如此。所以,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呼啸而来时,我国的立法完全处在被动应付的状态。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成为我国立法必须回应的迫切而现实的问题时,刑法挺身而出,成为被寄予厚望的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利器。尽管一系列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立法的出台与适用,明确了强力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场、提供了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害后的刑法救济方案、取得了打击和震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显著成效,但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量大面广、手段多样、案情复杂,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前置法律滞后以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应激性明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改进的问题。

  

(一)“技术利维坦”的难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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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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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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