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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

更新时间:2022-11-26 23:31:34
作者: 臧运祜  

  

   摘  要: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问题,国内外学界近40年来的专门研究仍然薄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以后,中央军委于1941年11月7日发出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是第一份全面而系统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不久又提出了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重要政策。此后到1943年间,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华北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实行精兵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及其武器装备,敌后抗战渡过了难关,人民抗日力量进入“再上升”阶段。抗战严重困难时期,中共审时度势,果断转变人民军队的发展战略而进行的根据地军事建设,不但适应了经济力量对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之历史规律,也是对于根据地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与促进。八路军、新四军注重质量的精兵建设之路,为人民军队此后的历次精简整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正式形成,则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上的巨大成就和一大创新。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精兵简政

  

   194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军委于1941年11月7日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不久,中共中央又提出了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重要政策。此后,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的同时,积极进行主力军精简整编、大力加强地方军与民兵及其武器装备的军事建设,成为敌后抗战得以渡过难关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学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直将抗日根据地作为重点并不断加强;近四十年来,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等方面,均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问题,迄今国内外的专门研究成果并不多;近年国内学界新发表的一些相关论著,数量仍然较少且研究尚需加强。有鉴于此,本文拟主要运用中共党史与军史的基本文献资料,对于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问题及其历史经验,进行较为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一、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的到来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问题的提出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预言:战略相持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侵华政策、日伪连续发动的全面而疯狂的进攻,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继续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使得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1940年,中共党员发展到80万,军队发展到近50万,根据地人口约达1亿;但到了1942年,根据地人口降到5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30多万。抗日根据地物质方面的困难尤为突出;毛泽东曾描述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上述严重困难出现于1941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还要加剧与激化。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迅速形成,总体上又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因此,毛泽东曾断言:“抗日的第五年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

   为了使抗日航船绕过今后的暗礁、渡过敌后抗战的难关,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克服困难的政策,来领导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建设。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策”,首次提出了“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问题。据此,1941年1月15日,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社论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当前和今后的困难,需要改变过去创造时期的粗枝大叶的状态,在今后要精密细致地实行各种政策。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的演讲中,论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指出应建立野战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种军队,并认为在平原地区,地方军可占2/3,野战军可占1/3;在山地,地方军可占1/3,而野战军占2/3。8月2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华北各战略单位首脑机关,就敌后根据地的军区建设以及正规军与地方军的关系等问题,征求他们各自的意见。在此基础上,9月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党的首要任务是造成一支强大的主力军,而其最好的方式是繁殖和发展游击队,并要求把建军工作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加强军区建设。10月10日,总政治部对冀中四次政工会议发出指示,要求“军事建设的中心工作,不是如何扩大主力,而是如何加紧军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特别是民兵)的建立”。10月23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军政首长:“军委拟号召敌后各根据地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以为武装敌后民众的主要武器。”?

   在上述基础上,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军委首先指出当前“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并要求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应新的客观环境”。关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问题,明确“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建立与扩大上”,并规定了其主要内容是“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指示》还要求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努力一致来进行军事建设,其具体措施如下:(1)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2)地方军,其发展数量,依照在山地根据地与主力军2∶1的原则、在平原根据地1∶1的原则确定;而在某些最困难的山区,应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且“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应有其独立的建制和指挥机关,即军区、军分区;(3)人民武装,“这是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规定在根据地内,凡年龄在16—55岁者,均编为抗日自卫队,并由自卫队中之模范与青年抗敌先锋队自愿组成民兵,作为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民武装;民兵的发展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上述措施之外,该《指示》还规定:(1)各根据地的主力军、地方军等脱离生产的抗日武装力量,比照“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的原则标准予以确定。(2)鉴于敌后抗战武器补充与兵工生产的日益困难,要求“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并再次重申了群众性、落后性武器———手榴弹、地雷、土炮等之重要性,指出“只有这样,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是抗战严重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军事建设问题的第一份全面而系统的文件,它对于加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及其体制建设与武器装备建设,都具有非常及时和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和稍后,11月6—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李鼎铭等11人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并获得了多数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2月3日发布训令、4日发出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贯彻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不但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并分别发表了讲话,而且对于李鼎铭的“精兵简政”提案非常赞同与大力支持。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并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12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精兵简政”的方针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我敌后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关于根据地的军事方针仍旧、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并要求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到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贯彻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精兵简政。”

   由此,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主要是从1942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又结合贯彻执行党的“精兵简政”政策并作为其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在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由党、政、军、民、学各界密切配合、共同进行。

   二、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精兵建设

   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自1941年12月开始,以正规化为目标,确定了精兵主义的建设原则,大力精简机关和人员,淘汰一些老弱病残,确定枪兵比例,统一与充实了主力军的编制。1942年1月,385旅制订的整编计划提出:事务人员数量须大大减少,以充实连队,提高战斗人员比例;老弱病残者,根据条例适当处理,多余的干部,不适于战斗行列的,分配以适当工作,该入校学习的送学校;不必要的机关裁撤,应当合并的则合并之。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在延安成立,首先实现了边区最高军事机构的精简,但对外仍使用留守兵团名义。10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留守兵团、保安队整编工作会议,在边区部队开展了整军运动,其目的“在于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而精兵政策乃是部队整军的内容之一。边区主力部队将各独立团、队整编为旅,依各旅情况编为1至2个主力团,其余编为小团(团分为甲、乙、丙3种);经过此次整编,联防军驻边区的主力部队计有8个旅、23个团,共36500人。

   晋西北军区1941年12月召开高干会议,制订了精简部队的计划和编余人员处理原则。会后,各部队开始了以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为中心的精简工作。到1942年3月底,由39000余人减至35000余人,并对编余的4000人做了适当安置;120师和山西新军共减少了118个伙食单位,全军区减少了731名公务员。主力部队各团分别按甲、乙、丙三种团编成,旅、纵队也有三种编制;甲种旅辖2—3个甲、乙种团或3个乙、丙种团,乙种旅辖2个丙种团。还从机关和裁并的单位中抽出一批干部,补充到连排一级。通过这次整编,旅、纵队以上机关人数同团以下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1.7改变为1∶2,团机关人数同营连人数比例由1∶3.1变为1∶3.7。从10月起到年底,晋绥边区主力部队再由30000人减至25000人,地方武装由6500人减至5000人,共减少了6500多人,占军区的16.9%,全军区团以上机关人员减少了60.9%,军区、分区两级机关人数同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2改变为1∶5.6,团机关人数同部队人数之比亦由1∶3.7改变为1∶10.80,机关和后方精简下来的人员,有1745人补充到战斗部队,连同地方武装共给主力战斗部队补充了3674人,主力部队战斗人员增加到13583人,每连平均达130人左右。

晋察冀边区于1942年1月确定对敌斗争的具体方针政策是实行精兵简政,缩编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加强部队训练与培养干部,以支持长期战争。主力部队分别编甲种团和乙种团:甲种团为三营十二连制,共2770人,是野战正规军;乙种团为四连制,1080人,可作机动使用。整编后,北岳区甲种团6个,乙种团16个;冀中区甲种团5个,乙种团5个。1943年1月起,军区重新整编精简,主力军取消甲种团,一律编为小团,进一步充实战斗连队人员。北岳区共编了19个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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