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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八二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的开创

——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

更新时间:2022-11-26 20:54:00
作者: 王禹  

  

   摘要:八二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物和法制体现。它包含着中国制宪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中国人民探索符合中国特点、契应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宪法道路的重要成果和法制体现。八二宪法的成功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的开创。坚定中国宪法文化自信、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宪法监督建设,继续推进八二宪法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为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幸福生活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

   关键词:八二宪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   宪法文化   宪法理论   宪法监督

  

   导言

   中国制宪始于清末。自清末1908年开始,到1949年前,短短50年左右,中国在时局动荡中制定过7部宪法或宪制性法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外,还通过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在1982年宪法前,这些宪法或宪制性法律的“寿命”都非常短,要么其所属的政权旋即被推翻,要么很快被下一部宪法或宪制性法律替代,要么就被“束之高阁”,不再实施和起作用。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82年宪法”。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至今已40年。它是中国制宪以来实施最久、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宪法。

   1982年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物和法制体现。这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在此基础上,1982年宪法的成功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的开创。

   一、探索中国宪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产生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西方宪法的产生是与西方国家国力上升及在美洲、亚洲等地的殖民扩张同时进行的,中国宪法的产生则经历了与西方宪法不同的历史背景。

   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甚至到了“亡国灭种”境地。西方列强“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索去了巨大的赔款”, “把全中国划分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国内政治腐朽不堪,封建统治摇摇欲坠,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中国宪法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郑观应《盛世危言》指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强,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康有为在上清帝奏稿中明确提出:“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事,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这是中国民间最早向最高统治者提出制定宪法的呼吁。他们都将制定宪法视为变法图强的重要举措,由此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自己的宪法观念,也奠定了中国宪法的基本功能。

   (二)中国宪法道路探索的三个阶段七个时期

   1.清末阶段

   在清末这一阶段颁布的宪制性文件,有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和1911年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两份文件都是起草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而非正式颁布的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绝大多数条款直接照搬日本明治宪法,有些具体条文措辞如出一辙。《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将《钦定宪法大纲》中的“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改为皇帝保留享有皇统、宪法和法律的颁布权和皇室大典权,其余权力全部释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规定皇帝的权力以宪法为限制”。这两部宪法文件都是清廷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局面下而不得不下诏变法出台的制宪举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清帝退位诏书》。

   2.中华民国阶段

   中华民国时期制定的宪法或宪制性法律主要有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这一阶段的宪法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辛亥革命的产物和成果,《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以往多年所盼望的宪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帝逊位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清帝逊位诏书》与《临时约法》共同构成了一组具有宪法性价值的法律文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国初元之际的立国之根基”。从制宪权理论来看,这是不对的。这不仅是因为《清帝退位诏书》未钤盖正式和具官方法律效力的清朝二十五方玉玺,仅盖用隆裕太后的“法天大道”私人闲章,而且《清帝退位诏书》本身是建立在君主主权原则下,与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上的《临时约法》背道而驰,两者存在着制宪权上的“根本断裂”。

   约法本身还不是正式宪法。《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明确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在民国初年的这段时间里,除当时国会完成的《中华民国宪草案》(“天坛宪草”)外,康有为、梁启超、王宠惠、汪荣宝、美国古德诺等各派政治势力、政界要人和学界名流以各自方式参与了宪法制定的大讨论,私拟了多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些草案讨论了“领土、实行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总统选举、修宪程序、两院关系等等宪法上的关键条款”,对宪法观念的普及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宪法制度起了先锋作用。

   在政体上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是民国初期最具争议的宪法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原先有意采用美式总统制。为了牵制即将成为总统的袁世凯,《临时约法》的起草者将政治体制转向议会内阁制。然而,《临时约法》仍然“有许多形似总统制的规定”,如设置副总统,规定总统对国会关于内阁成员的弹劾案有提请复议权,国会议员不兼任内阁成员,总统对国会立法行使否决权,没有倒阁与解散国会的规定。1914年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了《临时约法》中责任内阁制的规定和国会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建立了超级总统制。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选总统并以“天坛宪草”为草案匆忙赶制的《中华民国宪法》则采内阁制,“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宪法和宪制性法律主要是按照孙中山“建国三时期”和五权宪法等理论设计和起草的。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主席和委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基础上并糅合西方欧美宪法理论,确认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随着国共战局的演变,194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等国家机关中止法律执行、限制人民政治权利等紧急处分和戒严等更为广泛的权力。随着国民党战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实施仅两年多后便被历史所否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权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果。这种制宪权是在“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基础上的一种全新开始。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指出,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反映在国家制度的问题上,就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势力所要求的三种不同的宪法”,一是从清朝、北洋军阀一直到蒋介石国民党所制造的伪宪;二是辛亥革命时期产生的临时约法;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要制定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宪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时期、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时期、1982年宪法时期。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一系列国家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1954年宪法是对1949年《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了1954年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并指“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宪法,“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然而,自1957年以后,国家政治生活一度脱离正轨,国家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被干扰,宪法秩序遭到严重冲击,以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宪法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是在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制定的。1975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一次大倒退”。1978年宪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但还没有彻底完成拨乱反正。

   1982年宪法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制定的,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既“充分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注意吸取国际的经验;既考虑到当前的现实,又考虑到发展的前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展开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进行了部分修改,现在共有52条宪法修正案,逐步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稳定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

   二、探索中国宪法道路的五个核心问题

   (一)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宪法上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一个最为根本的首要问题是采用君主主权还是人民主权原则。《临时约法》在起草初期,当时参议院关注的主要是“统治权”即政治权力的安排问题,实际上并不曾关注所谓主权问题。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临时约法》第2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1915年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张勋复辟遭到全国强烈抵制,旋即失败。此后制定的中华民国历部约法、宪法都有这一主权表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及历部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在人民主权原则下,人民与政府的另一关系,就是人民应当怎样组织政府、怎样监督政府以及政府怎样行使职权、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力量对有关国体和政体等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可从《临时约法》、天坛宪草、1914年约法和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当时民间社会私拟的各种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有关政治体制在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反反复复的变化中得到验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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