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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读与思:也说《孙子兵法》的研究主题与方法(上)

更新时间:2022-11-25 00:01:05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同为明代兵书的《武备志·兵诀评序》更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均十分恰当的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宋代学者戴溪《将鉴论断》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 ,必取则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时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然而,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孙子兵法》的阅读、研究与运用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这里,谨就怎样阅读和理解《孙子兵法》谈点自己不尽成熟的想法,与广大读者和研究同行们进行分享交流。抛砖引玉,竖个箭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

  

   第一,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

  

   当代人读《孙子兵法》,往往习惯于按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分门别类,归纳为几个板块,如战争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理论、治军思想,等等。这虽然容易和方便,但是,却难免不尽恰当。具体地说,这属于现代人对经典著作的简单化图解,存在着割裂孙子思想有机整体性的弊端,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如治军思想,在《孙子兵法》全书中,仅散见于《行军》《地形》《九地》等少数几篇之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连全书百分之十的篇幅也不到,与其作战指导理论相比,不构成相对均衡的并立关系(如果换成是《吴子》,治军理论为一大板块倒是完全成立,其书六篇中,有《图国》《治兵》《论将》《励士》四篇重点论述治军)。因此,按现代军事学科体系来归纳和梳理孙子的思想,显然是有缺憾的,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实现经典阅读和研究上的“范式”正确选择,即回归经典诞生时代的特定语境,用古代兵学自身结构的逻辑语言一步步深入经典本身,而不宜用现代军事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去作比附或图解。是根据经典的“内在理路”而非“外在模式”去从事《孙子兵法》一书的阅读与研究。应该说,这是我们今天更好地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的起点。

  

   《孙子兵法》当然有其内在的整体思想体系的,其层次结构浑然一体,而逻辑也完全能够自洽。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很显然,《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辩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逻辑展开,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话不无道理。

  

   所以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著《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战备已定,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及其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作片面的理解。

  

   第二, 努力避免出现郢书燕说,移花接木的现象。

  

   这就是孙子原本没有这个意思,或者,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可是,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撰出来或硬的给拧把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同于是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目前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了孙子说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日本学者服部千春先生的观点,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称为《孙子(和)平法》,云云。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中演绎出什么“不战主义”、“和平主义”?我们的回答,乃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 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 ,当然,也不是“好战”与穷兵黩武。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是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一味嗜战、积极主战有所区别。

  

   我们认为,对《孙子》整个思想体系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同今天基于某种原因着重揭示《孙子》个别思想原则的意义,是两个不同范畴和性质的问题。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意义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孙子》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而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其实,在《孙子》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其“全胜策”与“战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孙子》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则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一书言简意赅,胜义迭呈。十三篇对战争准备、战略制定、战术运用、以及行军部署、后勤保障、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行动和特殊战法等均做了缜密的阐述,每篇既是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都相互保持着联系。《孙子》十三篇既为一整体,则“谋攻”仅乃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言争取主动权;《军争》言用兵常法;《九变》言作战变法,加《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主体思想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民族之间、集团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己彼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20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倘若未曾在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也显然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投降归顺!

  

   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则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能是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不战而屈人之兵”属于“仰望星空”的概念,而“兵以诈立”才是真正的“脚踏大地”。具有可操作性!

  

   综观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真正优秀的思想家对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双重的,都是二元的。如孔子及其儒家,一方面固然是崇尚“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致力于“祖述尧舜”,但另一方面,头脑却异常清醒,并不想入非非,汲汲于实现“小康”,以恢复文、武、周公之道为鹄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故一再强调“吾从周”,总之,一切围绕“宪章文武”为中心。在这一点上,孙子也没有例外,他的思维模式,与孔子等人并无二致,也是二元结构,以“全胜”为理想境界,以“战胜”为现实对策!

  

  

   第三,克服诠释过程中的浅尝辄止,似是而非。

  

相较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无达占”的《周易》、“多非常怪异可疑之说”的《公羊传》等经典,《孙子兵法》的文字,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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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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