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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读与思:也说《孙子兵法》的研究主题与方法(上)

更新时间:2022-11-25 00:01:05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然而,它毕竟是先秦的作品,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阅读《孙子兵法》过程中,有些歧义的产生,是由于古今学者所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尤其是不善于利用相关新出土文献资料所致,未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学术上积极“预流”。如,传世本《作战篇》有云:“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处,更其旌旗:意为在缴获的敌军战车上更换上我军的旗帜。张预注:“变敌之色,令与己同。”更,变更.更换。旌旗,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重要的军中指挥号令工具,即所谓“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地”(《孙子兵法·军争篇》)。车杂而乘之:杂,掺杂、混合。《国语·郑语》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韦昭注:“杂,合也。”乘,驾、使用。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卒善而养之:意谓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俘虏、降卒。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牧注:“因敌之资,益己之强。”益,增加。

  

   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当为: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从表面上看,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对照竹简本,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来了,即“卒善而养之”之“善”,汉简本乃作“共”。而“共”之文义,有“共有”的义项,如祸福与共,《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也可引申为掺杂、混合的意思。考究《孙子》全句的文义,很显然,汉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掺杂与混合,孙子言此,乃是反复强调在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并掺杂编入己方的车队与军阵之中,共赴战事,从而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的问题,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张预等人“恩信抚养之”的说法乃望文生义、郢书燕说。而今人有据此洋洋洒洒写成孙子“善俘”思想研究之类的文章,那更属于是无中生有了。由此可见,“共”在传世本作“善”,当属《孙子兵法》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臆改,以迁就所谓“善俘”的主张(的确,在古代兵书中,“善俘”的主张是常见的,如《司马法.天子之义》即有言:“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但说孙子主张善俘,则无什么依据)。

  

   又如,对“令文齐武”的释读,目前一些常见的观点也是可以斟酌的。主要的问题,显然在于局囿于传世文本的内容,而未能借鉴和利用竹简本的资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见于传世本的《行军篇》,但它在汉墓竹简本中,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汉墓竹简本的文字表述,似乎要优异于传世本的通常描述。

  

   众所周知,军队是国家政权机器的柱石,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确保其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搞好内部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之下,再配合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格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等),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他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    

  

   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

  

   但是,在传世本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乃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从文义上讲,这也是讲得通的。其意为: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去约束管制士卒。这也是将帅管束部队、治理属下的通常做法。即《吴子·论将》所言为将者的基本要求:“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文”更为妥贴,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也更接近《孙子》原来文字的本相。考汉简本,此句作“合之以交,济之以……”。此处,“交”当为“文”之误。“济”则当为“齐”之借字。可见,其文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若是,则“合”字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因为,“文”、“武”对文,“合”、“齐”亦对文。“合”本身亦含有“齐”义。(参见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p164,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易.乾文言》云:“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从语词与语法角度考察,“令”、“合”、“齐”虽皆为动词,但是,“令”为表述单纯性的动作行为,而“齐”、“合”皆含有动作之后所呈示的状态之义蕴。据此,则我们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使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军法的途径约束管制士卒,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

  

   很显然,按汉简本的文字,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用文、武两手管治部队,并具体说明了治军管理上的终极目标。而传世本的文字,仅仅表述了孙子的前一层意思,而没有反映出孙子的后一层意思,这无疑是要稍逊色于汉简本的类似表述的。

  

   我们讲汉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要胜于传世本“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也是有文献学上的依据的。《淮南子·兵略训》亦云:“是故合之以文”,可见《淮南子》所据之本,当与汉简本相同。《北堂书钞》卷一一三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引《孙子》时亦并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表明在唐宋时期,同样有《孙子》文本与汉简本之文字相同。这些情况均表明,《孙子兵法》此语的正确文字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今传世本“合”作“令”,或因与“合”字形近似而讹误,或涉下文“令素行”、“令不素行”而臆改。实是值得商榷的。

  

   在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时产生歧义,甚至出现郢书燕说的现家,有的是因为我们腹笥有限,功力不逮,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软肋与短板,因此,不免在理解《孙子兵法》的某些文义上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了。

  

   这方面,古今有关“诡道”的释读,就明显带有一定的简单化,甚至可以说是片面性。《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孙子的确讲诡诈,但诡诈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部。《孙子兵法》是一个综合有机的体系。在军事上孙子不仅仅讲诡道,也讲仁义。更何况孙子他并不单纯就军事而讲军事,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这正如清人孙星衍所言:“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比于六艺,良不愧也。”

  

   而一般人的理解,“诡道”就是简单的诡诈之道,所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三十六计》的“声东击西”“上屋抽梯”“瞒天过海”等等就是“兵不厌诈”的典型计谋,用现代的军事概念而言,即:战略欺骗。这也是孙子在后世遭到一些人攻讦的缘由之一,具体地说,对于孙子以利为本,以诡道为用的战争观念,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提出过非议,这中间大部分是那些戴着儒学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腐儒。他们空谈所谓“德义服人”的高调,对孙子进步的战争观百般歪曲、大肆否定。这一攻击,肇始于秦汉,并在宋代达到高潮。儒学冬烘先生们谩骂孙子诡诈不仁,如陈师道直斥《孙子兵法》为“盗术”,要求朝廷废黜之。叶适的看法也大同小异,说什么“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高似孙的话说得更为刻薄蛮横:“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覆,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在他们的眼中,孙武实属十恶不赦的名教罪人。平心而论,这些论调均系偏颇迂阔之辞,不值得一驳。战争指导必须以诡诈为原则,空谈“仁义”,只能沦落成为宋襄公式的蠢人,贻笑天下。这乃是最为浅显的道理。

  

   问题在于,现在《孙子兵法》中“诡道”十二法,有的名符其实,合乎诡谲欺诈的宗旨,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等等。但有的法则,似乎与“诡谲”“诈骗”无法直接等同,例如“实而备之”、“乱而取之”、“强而避之”等等,这些举措,只是战争指导者根据敌情随机应变,以恰当的方式与敌交锋,克敌制胜而已,所谓“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没有什么“兵不厌诈”的伎俩在内。所以,有学者认为,“诡道”的“诡”,本质上是“变化多端”、灵活机动而已,如果将“诡”单纯理解为“诡诈欺谲”,似乎有一定的片面性,其重要理由,是曹操注言“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兵无常形”,即为“变化无穷”。这样的说法,不是绝对无道理,“诡”除了诈、谲等义项外,尚有乖违、疑贰之意。若《吕氏春秋·淫辞》云:“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但是,这并不能从文字本义溯源上来证明“诡”与“变”之间的必然联系。“诡道”是性质,“变化多端”只是表现上的某种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诡道”引申为“多变”,似乎至少可以聊备一格。

  

   又如,“诡道十二法”中,有人将“卑而骄之”,释为在与敌交锋之时,我方当主动卑辞示弱,给敌人造成错觉,令其骄傲自大,轻举妄动,最终坠入我方的圈套。表面上看,似乎文通字顺,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置放在“诡道十二法”整个体系结构中考察,这种解释显然是望文生义,曲解孙子的原意。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前四“法”,主体是己方,是言己之所作所为,即己能战而示之以不能,己欲用而示之以不用,己欲从远处进攻,却故意声东击西,装出要从近处出击,己欲从近处突破,却示假隐真,装出要由远处下手。而后面的八“法”,主体是敌,是根据具体的敌情,我方采取相应的对策。利、乱、佚、实、强、怒、卑、亲,云云,皆为敌之军情与状态,而我方则相应用诱、取、备、避、挠、骄、劳、离等方法与手段来予以破解。置敌于死命。故“卑而骄之”之“卑”,绝非是我方示“卑”,而只能是敌方“卑怯戒惧,小心谨慎”。如此,才是尊重经典,依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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