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的这种发展轨迹在罗马治下达到极点。在公元前287年的平民革命胜利后，[15]罗马共和国事实上是一个武装农民的国家，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由自耕市民组成的征战国家。每次战争都意味着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罗马兵源乃从罗马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这些非长子们没有继承权，只有靠从军征战去为自己赢得土地，同时也只有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谋得一片寸土后他们才有资格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罗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然而，一旦罗马的扩张延伸到海外领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罗马农民并无意移居海外；在这种情况下，扩张的动力已不是来自罗马农民，而是来自于罗马贵族搜刮海外行省的贪欲。战争的目的变成了掠夺奴隶并将掠夺来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些大的国有土地转成地产后又出租给富裕的承包者。

　　 罗马农民阶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伤达十分之一，这一罗马农民阶级没落的结果几乎可称为汉尼拔（Hanni-bal）的迟到报复。随后的格拉古（Gracchan）改革运动虽致力于恢复罗马小农农业，但继之而来的反动恰标志着奴隶劳动耕种制的决定性胜利。自此以后，已是只有拥有奴隶者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因为只有他们是提高生活水准和增大消费需求的唯一得益者。这并不是说自由劳动已完全消失，而是说，奴隶劳动企业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罗马农业作家由此都想当然地认定劳动组织必以奴隶劳动为基础。

　　 最后，当罗马帝国把广大的内陆地区——西班牙、高卢、伊里利亚及多瑙河流域——都并入罗马版图后，奴隶劳动在古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人口重心也随着转移到了内陆地区，古代西方文明由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地域转移，即从沿海文明转变成了一种内陆文明。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已覆盖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域，这个地域是如此广大以至即使经历数百年之久也不足以将之同化到商品制度和货币经济之中去，后者本是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发展的。因为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即使在这些沿海地带，跨地区的商业往来也只不过是一张薄网，这种商业活动越是向内陆地区伸张，这张薄网也就被拉得越稀薄、越脆弱。事实上，在这些内陆地域，要想文明的发展沿着以自由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商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经历了一个以奴隶所有制为基础而以非自由劳动来发展自给自足庄园的土地贵族制之后，这些广大的内陆地域才能逐渐走上地中海文明的轨道。在内陆地区，货运交通远比在沿海地带昂贵，因此内陆商业最初都是纯粹只为一小撮人即富裕奴隶主提供奢侈消费品的。与此相似，为向市场出售而生产商品的可能性也只限于很小数目的大奴隶企业。

　　 这样，在古代西方文明中，奴隶主成了经济的领头人，而奴隶劳动则成了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因此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奴隶劳动制的独特性上来。

　　 就目前资料所及，我们现在了解最多的是罗马共和晚期与帝国早期时代大庄园农业经营的情况。不管怎样，大地产永远是最基本的财富形式，因为即使是用于投机的货币也来自于地产，而且通常大投机商也是大地主。这必然如此，因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都需要以地产来担保，例如包税、公共租赁，以及承包公共工程等。

　　 一般而言，罗马的地主并不亲自经营他的庄园。相反，这些地主乃是城镇居民，主要以政治为业，而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地租。经营庄园的事务一般都交给非自由身份的管事（villici）。由此导致的农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大体如下：

　　 为市场而生产谷物通常都无利可图。罗马本身作为一个城市并不是一个潜在市场，因为首都的谷物供应乃由国家机构监督，而且出售谷物的价钱尚不足以抵偿从内陆地区运到罗马的交通运费。更进一步讲，奴隶劳动并不适合种植谷物，这尤其因为罗马的耕种技术需要非常仔细的劳动从而高度依赖于劳动者对此的兴趣。由于这些因素，罗马谷物种植的一般方式都是至少部分地将土地以小块方式出租给所谓“拓殖农”（coloni），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田地的原自耕农的子孙。从一开始，这些拓殖农就不是独立的佃农，亦即他们管理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务，而是由地主提供种子与工具，而且由地主的管事监督收割。此外，也是从一开始，拓殖农就不得不经常为地主提供劳役，农忙时尤其如此。总之，出租土地给拓殖农被看成是一个地主得以经营其庄园的方式之一，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叫作“假手拓殖农”（per colonos）来耕种。

　　 但庄园经营的另一种类型则是地主直接为向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庄园生产，主要是高价产物例如橄榄油和葡萄酒，再就是蔬菜、饲料、家禽，以及供宴席需要的特色经济作物，都是专为有钱人家生产的，因为只有这些人家才会用钱来买这些东西。庄园中最好的土地都是用于这种生产的，只有剩下来的土地才租给拓殖农去种植谷物。直接经营的这部分庄园基本上是一个种植园，其劳动力乃由奴隶组成，这些奴隶被看成是其主人的家产的一部分。在罗马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大庄园经济都是由奴隶和拓殖农这两部分劳动者所组成。

　　 让我们首先来看奴隶人口。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中？

　　 只要看一眼罗马农业手册这类有关理想的种植园的描述，我们就能发现，奴隶乃与牲口比邻而居，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牲口则被称为“半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semivocale）；在奴隶居住之处，除宿舍之外，还包括一个诊所（valetudinarium）、一个看守所（carcer），以及一个供庄园工匠之用的手工间（ergastulum）。我想凡是服过兵役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肯定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这就是兵营。事实上，一个奴隶的生活确与一个士兵的生活非常相似。奴隶乃在地主的管事之监督下同吃同住在一个公房中。他们较好的衣服则由作为储藏室下级军官行使职责的管事之妻（villica）在储藏室里另加专门保管，而且每个月对号检查一次。奴隶的工作是在严格的军事纪律下进行的，每天早晨他们都编成“班”（decuriae）并由奴隶工头（monitores）带往工地。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免的，因为要用非自由劳动来为市场生产，除了皮鞭从来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对我们来说，奴隶处境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乃在于：这些过着兵营生活的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生活。只有管事可以和他的女人同房，结合为所谓奴隶婚姻（contubernium），颇类似于今日兵营中那种带家眷的军曹。事实上，按照农业手册的说法，从庄园主的利益出发，庄园的管事最好是有家的人。然而，只要有家庭，那也就必然有私人财产，这两者总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只要有奴隶婚姻，那就有奴隶财产。庄园管事（按农业手册只有这些管事）因此可以有些私人财产，即所谓peculium；正如pe-culium这个词的词根pecu（意为“牲口”）所表明，管事的私产最初是指管事在地主的牧场中有他自己的牲畜，就像今日德国东部大庄园中的农工一样。

　　 但管事以外的奴隶大众却没有任何私产，恰如他们没有一夫一妻的生活一样。这些奴隶大众的性生活以一种卖淫的有偿方式进行，和那些为了哺育孩子的女奴发生关系，那些能生育的女奴会有些外快，有些在生了三个孩子后可以获得自由。

　　 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人类只有在家庭中才能传宗接代，而被迫生活在兵营中的奴隶则无从再生产自身。奴隶营需要不断补充新人手，因此也就必须不断去购买新的奴隶。事实上，在古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定期购买奴隶乃被看成是庄园的日常开销。古代种植园之消费奴隶就像现代炼钢需要消费煤炭一样。因此一个能定期和大量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乃是一个从事市场生产的奴隶营得以维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购买奴隶者大多吝啬。瓦罗（Varro）[16]曾建议最好买那些犯过罪的及类似的便宜货。其理由颇为独特：“罪犯更机灵。”（Velocio est animus hominum improborum.）总之，罗马的种植园乃依赖于一个能源源不断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但是，如果这个市场的货源一旦中断，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将势必影响到奴隶营本身是否还能生存，就像今天如果煤矿倒闭必将影响炼钢厂一样。

　　 事实上这恰恰正是古代西方实际发生之事。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古代西方文明发展中的这个转折点。

　　 如果要问罗马强权和罗马文明的衰落始于何日，那么每个德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说，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其在条顿堡（Teutoburg）[17]之战中败于德国人的祖先。尽管这听来颇有悖史实，因为罗马帝国乃在图勒真（Trajan）时代[18]才达其强盛巅峰，然而民间的流行观念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条顿堡战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场战役本身，因为罗马在此战中的失利只不过是任何征服民族在深入不毛之地时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的挫折。具有决定性的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即罗马皇帝铁臂鎏（Tiberius）[19]在此战后决定放弃以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地区，而以后哈狙真（Hadrian）[20]在撤出达西亚（Dacia）[21]后又做出类似的决定，即放弃以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地区。这些帝国政策实际意味着罗马帝国已停止向外扩张。古代文明的疆域所及由此已在内部并且相当大程度上在外部都已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但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也就停止了。早在铁臂鎏时代这一结果似就已经初显苗头，即人力严重短缺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从文献可知铁臂鎏曾不得不下令检查各大庄园，因为大地主们已开始不择手段任意劫获人丁。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们冲向街道，不只是抢掠财物，也期望能为他们已经荒芜的土地找到劳动力。

　　 但更重要的是，奴隶供给短缺正在缓慢然而有力地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要维持那种以奴隶营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奴隶营乃需要不断补充，而这已不再可能。当奴隶供应停滞后，奴隶营也就注定要绝迹。

　　 首先，从晚期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可以看出，奴隶价格的提高导致了技术的改进，亦即通过培养优质劳力，奴隶开始得到更多的训练。但在公元2世纪最后的侵略战争之后（此时战争已是完全以掠夺奴隶为目的），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靠既无家庭又无财产的奴隶来维持种植园了。

为了确认和把握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罗马后期种植园的状况和喀噜琳（Carolingian）时代大地产庄园的状况就能了然。前者的状况可从罗马后期农业手册中来了解，后者的状况则可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颁发的“领地管事须知”（capitulare de villis imperialibus）及当时修道院的有关记录中来掌握。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时代中，奴隶都是作为农业劳动者来使用的，而且他们都没有任何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奴隶主可以任意压榨他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