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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中国法律的根本遵循应是什么

更新时间:2022-11-24 11:47:06
作者: 方宇军 (进入专栏)  

  

   中国法律的根本遵循应该是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显得多余,我们不是自称已经有了法律体系了吗?我们不是从西方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立法思想了吗?我们不是好不容易确立了权利本位的立法宗旨了吗?其实不然,在中国近代的法制建设中,我们把中国传统的立法精髓抛弃了!我们未能确立自己的立法根本!我们在西法的引进中成了迷途的羔羊!

  

   一、道

  

   我们前面讲到过中国的道,而且主要从政治方面加于论说,知道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纲领性作用。而法律作为政治之一种制度设置,理应以道为根本遵循,这一点在我们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爬梳中,渐次清晰,比如说韩非子主张的法学思想及其在秦法中的实践,就是直接以道为宗的,只不过韩非子所宗之道是接续于乃师荀子之道,以人性恶为基,并作了极端化的处理。又比如自秦汉以后至《唐律疏议》,道德伦理逐步进入中国法律中,以至有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中华法系,使中华法系在世界法林中独树一帜。这里隐隐然有道贯其中的真谛。

   不过要说明的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法律,并没有像韩非子那样直接把道作为法律的根本遵循,在法学著作和法律文本中都鲜有表述。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韩非子把道在法律中已经用烂?还是因为道这个重要概念已经没有在先秦那样通行?看来后者的成份更多一些。

   道在秦汉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要归罪于(或归功于)董仲舒,董仲舒在与汉武帝探讨治国之道时把道转化为儒学之道,并使之定于一尊,把对道活泼泼的探讨变成唯儒术独尊的教条,以致对道的使用渐稀,对儒术的使用日密。[1]

   诚然,儒家对道的探讨是有大成就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把道(人道)规范为对人性的认识、遵循、引领、规约。这有大功于中国政治,并且是有世界意义的。就此而言,以儒学为道之代言,以儒术一尊代替道之一尊,使中国传统政治定于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将儒学定于一尊,削弱了甚至阻断了各学派对道的探讨,不利于道的扩展及其深入,这对中国传统政治形成了一定的负作用。

   道,实质上是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我们说儒家在对道的探索中从人性深处来体认道,这具有本体论意义。儒家从人性中推出善,又从人性中导出恶,并将二者归纳于道,这发生于两千多年前,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人性的这种发展变化,道本体的探隐索微,是否已经穷尽了呢,显然不能这样说。何况随着时代的进步,又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解决,可以说对道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一旦儒学定于一尊,道的探索就成了单兵独进,一旦儒术化身为道,孔孟之学就变道为桎梏,中国学术再无百家争鸣的气象,道本身则停滞委顿。

   就以传统儒家关于道的学说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固然是两座高峰,由孟子的性善论而恢宏的仁义道德学说,不仅接续孔子等前贤的仁爱道德之学,而且让仁义道德从人性中呈自然的涌流,使道德有了深厚的人性基础,促使德政德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流。但是,片面强调人性善,对人性恶持绝对排挞厌恶的态度,在极端情况下又让仁义道德成了另一把“杀人刀”,遏制了人性的全面发展。由荀子的性恶论而有对人们物质利益的客观认识,它发自人性需要,却又易于演变为人们之间的恶性对立,因而要有礼、法之设来予以矫正。这些都是高明的思想。但是,荀子对人们的物质欲求终究抱有戒心,看不到人性在此一方面的需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加之荀子之学在儒学主流中处于被排挤的位置,使荀子之学不能尽展其能并为中国历史留下遗憾。

   道之探索在儒学一尊下陷入停顿,这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即使在先秦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人们对道的探索仍然是有限的。我们所极力称许的“性善”“性恶”两高峰,也是各自耸峙,两者相敌,致使我民族未能得通融之利。如果要求更苛刻一点,用今天的话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唯心论,未能洞见“性善”“性恶”的社会历史原因,未免让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社会实践性打了折扣。

   我们说了,我们对古人是太苛求了,要求孟、荀对性善性恶论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这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唯物论的。不过,对人性的善恶如果不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来加于说明,毕竟是有缺憾的,不能完整地呈现人性善恶的时代变迁和物质基础。这个缺憾只有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弥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中国道路的时代需要,这里的中国道路的探寻,实质也就是中国传统的道的探索与深化。近代以后,随着中国的积贫积弱、外族入侵,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膺负这一历史使命诞生的。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对人类历史有着更深刻更客观的理论阐释,并用之于中国道路的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探索与实践的过程,粗略划分可以分几个大的阶段——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的前30年,后30年,当今。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历史任务,都有自己的艰难曲折,都有自己的理论探索,都有自己的经验教训。但目标只有一个,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使中国强盛,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经济分析及其经济地位来区分阶级,确定其依靠的阶级,争取的阶级,要打倒的阶级,分清敌我友,组成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新的政权。这样的理论在过去的传统政治学说中是没有的,但是对中国当时的实际却很有用,因而被引进。不过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并非一马平川,而是颇多坎坷,最初以为可以仿照苏联,依靠无产阶级在大城市发动暴动,或攻占一些中心城市,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成功,夺取政权。可是却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广大的贫苦群众在农村,中国革命只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广大的贫苦农民为主力军,进行武装割据,不断壮大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获得胜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走通了的中国革命道路。

   建国后,几年之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着手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前30年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干两件大事,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政治革命。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其标志是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的道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进行,也暴露出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运转尾大不掉,物资供应紧张,产品更新换代慢,生产力发展迟缓,劳动者积极性不高等弊端。而政治革命呢,建国后的前30年几乎没有断过,大的有“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些运动或政治革命中通行的还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针对的主要是领导阶层的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客观地说,这两件大事虽有成就,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其中还有一些大的失误。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仍然充满艰辛和曲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忽略了甚至否定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成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并引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覆亡。另一个问题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即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但都没有中国这么重视,毛泽东一开始就警醒党内的腐败,试图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清除自身机体的污秽,并运用了革命战争时期颇为奏效的阶级斗争理论,却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主义前30年的实践,提出了问题,重视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

   建国后的第二个30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商品货币关系的重新认识、积极实践、力排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世界共运史上的大事,具有开启社会主义新征程的意义。我们知道,商品货币关系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为洪水猛兽,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力图取消或限制。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推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止“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允许各种所有制形式千帆争竞……使中国经济有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的执政者提出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延续。至此,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经济难题,实现了破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篇大文章,有了更好的答案。而毛泽东执意解决的另一难题——执政党自身的纯洁性,或许因为人们对“文革”的反感,或许因为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所附带的腐蚀作用,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变本加厉、销魂蚀骨了,成了更为严重更为紧迫的时代难题。

   自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最艰巨的任务和最突出的成就,是阻遏了共产党自身的腐败,正在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新性的贡献。同时,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也在进行中,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华民族溯源立基;实现经济转形升级,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动能;对科技工作者更大程度上的奖掖,为中国经济积蓄不绝的优质动力;“一带一路”的推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天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发出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强音;“脱贫攻坚”的实施,让所有的中国人进入小康;“初心使命”的践行,要共产党人长葆青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让中国人有了更宜居的环境……对本书的主题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2]这于社会主义法治尤为创见,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给出了新的指引。

   纵览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常走弯路,时有低谷,偶或还误入歧途,但始终都围绕着人民的福祉,作艰难之努力,献壮烈之牺牲。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都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依循人性的走向,伴合时代的脉搏,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不断有理论结晶,时时享实践成果,充实和完善着中国的大道,这是中国传统的道的现代发展,是我们的所有工作都要遵循的,法律当然也不例外。

  

   二、道德[3]

  

   道德作为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历来受到推崇,它由人性中衍生,受时代环境的薰染,泛化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表现为三类道德:个人的道德、家庭的道德、社会的道德。

   个人的道德。道德是施惠与人,关爱他人,因此讲到道德,就涉及到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仅从个人角度来谈道德,似乎未抓到道德的基本关系。但是,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最基础的、不可再分的单位,而道德行为又是以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的在于,道德是深植于每个人的人性中的,因此我们要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谈道德。

   孟子从人的“四心”来说道德的源起,[4]有很深的哲学思考。正是因为人有这种“非由外铄我”的道德,人才有了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这种道德首先就是个人的。但这种个人的道德,虽然是深植人性中的善根,为先天所固有,则又要在人生的历练中来习得,这就有如种子要成长为植物,要有适宜的土壤、温度、阳光、水分等条件。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道德的教养、对道德的培育是十分看重的,不仅要有良师的教导指引,更要有个人念兹在兹的践行。为此,中国人开辟出宏阔的道德范畴,巨细兼俱,体用并包,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慧、明明德、忠恕、孝悌、敬、诚、勇、贞等,任人耕耘,各取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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