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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范晔《后汉书》史论的成就

更新时间:2022-11-24 11:41:34
作者: 瞿林东  

   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即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誉来评论本人的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了“著述及评论”这样的概念,把“著述”与“评论”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的重视。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以其为参照,为“比方”。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

  

   近年来,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屡有论文面世[2],读后颇多启发。本文所论,或有异同,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一、关于范晔史论的几种不同的评价

   对于范晔的这种自我评价,后人有种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嘲笑。宋人洪迈评论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3]

  

   第二种看法是宽容。宋人叶适认为:“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氏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4]尽管叶适认为范晔“见识有限”,但对范晔所撰的序论、赞语及自我评价,都视为当时文风所致,不应引以为怪。

  

   第三种看法以称赞为主要倾向,而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由此可以证明范晔对于自己在《后汉书》中所撰写的“评论”的评论,大致是中肯的。

  

   首先,从流传和影响来看。范晔的史论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响。梁朝萧统所编《文选》,第四十九卷共辑选史论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干宝二首,范晔四首(即《皇后纪》论、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沈约二首,赞语四首,其中班固三首,范晔一首(即《光武纪》赞)。范晔的史论被选入的最多,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据《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赞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上》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论赞》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此。可见,自南朝至北宋,范晔史论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

  

   其次,从对范晔史论的整体评价来看。刘知幾是不大赞成史家撰写史论的;而在诸家史论当中,最为推重班固,说他“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而班固以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5]。不论怎么说,在刘知幾看来,班固以下,当首推干宝、范晔等人了。清人王鸣盛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着眼做总的评价,他认为:

  

   《班彪、固父子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虽华峤之辞,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矫班氏之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6]

  

   王鸣盛这一段话所做的结论,是从范晔对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之批评中引申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比较中所得到的认识。这里涉及的史家,有司马迁、班彪、班固、华峤、范晔以及王鸣盛本人,的确值得人们反复比较和思考。王鸣盛不仅赞同范晔对班氏父子的批评,而且明确地肯定了《后汉书》史论的精神境界。

  

   关于这一点,在王鸣盛之前,顾炎武论两汉风俗时,曾有所涉及,可与王鸣盛之论相互印证。顾炎武指出: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7]

  

   从顾炎武所论中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即认为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是有切实的社会历史根据的,并不只是反映他的思想倾向与“为人”操守。

  

   清人赵翼也是推崇范晔史论的,他举例说:

  

   又其论和熹后终身称制之非,而后崩后则朝政日乱,以见后之能理国。论隗嚣谓其晚节失计,不肯臣汉,而能得人死力,则亦必有过人者。论李通虽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谶记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为王莽所诛,亦不可谓智。此皆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8]

  

   赵翼是精于考史又擅长史学批评的史家,他所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极容易引起歧异认识的人物。因此,用范晔对这几个人所做的评论来说明范晔史论的面貌,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赵翼末了所做的“立论持平,褒贬允当”“有学有识”的结论,应该说是很高的评价了。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除上文曾提到《党锢》《独行》《逸民》等传外,直接评论范晔《后汉书》史论的,还有邓禹论、窦宪论、马蔡论赞、《陈蕃传》论、《党锢传》总叙、《孔融传》论等。即使是嘲笑范晔的洪迈,对其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传论,多少也是肯定的。综合以上诸家所论,对范晔史论表示推崇和肯定者,有24首,除去3首重复提到者,尚有21首,范晔史论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好评,自无疑义。

  

   二、评论平允与致意风俗

   范晔史论之所以受到重视,除上述顾炎武、王鸣盛、赵翼分别说到的有关因素外,还有哪些原因呢?这里,不妨据王鸣盛所论诸例做具体分析。通观王鸣盛所举诸论,对范晔史论大致可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评论平允,二是推明忠义,三是致意风俗。

  

   关于评论平允。王鸣盛在“邓禹论”条下引《后汉书·邓禹传》后论并对此发表评论说:

  

   “论曰:邓公功虽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云云。蔚宗此论,不甚贬禹,而亦深许光武,最为平允。袁宏《后汉纪》第七卷为禹论,乃深责光武,以为功高不赏,反复为禹惋惜、呼冤。愚谓禹粗定长安,旋为赤眉所败,废然而返,功颓业丧,虽归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为幸多矣。宏此论殊不平。[9]

  

   王鸣盛认为范晔对邓禹及光武的评论“最为平允”,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根据的。第一个因素,是从邓禹同光武的关系来看,他同意范晔的认识。第二个因素,是从邓禹的全部宦途来看。第三个因素,是从范晔史论同袁宏史论的比较来看。这末了一点很值得注意。《后汉纪》先于《后汉书》而书,但范晔并不受前者史论的局限,而是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正是从范、袁二人史论的比较中,王鸣盛得到了“平允”与“不平”的两种结论。王鸣盛关于“平允”的结论,还见于他对“马蔡论赞”的评价,他写道:“马融、蔡邕,传各为一卷,而论分赞合,变例也。马论虽贬之实惜之,反复有味,蔡论则全是申雪矣;赞亦抑马扬蔡,平允而意致深长。”[10]此处所论,不仅是“平允”,还加上了“反复有味”“意致深长”,史论要达到这一意境,可谓难矣。

  

   关于推明忠义。如上文所说,王鸣盛对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尤为称颂,其论《陈蕃传》后论,便是突出一例。范晔《后汉书·陈蕃传》后论是这样写的: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仁,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11]

  

   这一首史论,从陈蕃个人际遇结局,论到了士人的志向及不同的处世态度,进而论到信义、民心、朝代存亡,其旨趣、情志,溢于字里行间,诚可谓“反复其味”“意致深长”。对于这首史论,王鸣盛是这样评价的:“《陈蕃传》论推明忠义,心事悲愤壮烈,千载下读之,凛凛犹有生气。以王允与蕃合传,其与允也至矣。”[12]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史论对后人确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出于他对社会进步、朝代兴亡的深切的关注之情,以及他对那些为进步和正义而“抗论”、而“争衡”的士人的崇敬之意。

  

   关于致意风俗。这个特点与上文所论有密切关联,因其言及风俗本亦着眼于社会进步与朝代兴衰存亡大势。对此,王鸣盛写道:

  

   《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为此,读之能激发人。

  

《后汉书·党锢传》序,约一千五百字,引文不长。在这篇序文中,范晔概说两汉风俗的几次变化,指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这就是王鸣盛所说的“可为百世之龟镜”的论点。在这首序文中,范晔对于一些士人“清心忌恶,终陷党议”,深致不平之意。王鸣盛对此表示钦佩,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13]查《后汉纪》此论,亦可谓一首宏论,然其意在强调“野不议朝,处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这里,王鸣盛仍然运用比较的方法,指出范、袁史论的异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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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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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瞿林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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