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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专家没有精神?——韦伯论官僚时代的科学与文明

更新时间:2022-11-24 11:35:58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一、韦伯的“伟大”

   自韦伯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奉献了这么多的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无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1)

  

   犯了错误,但仍然伟大!即使许多人不赞同前者,但很少有人否认后者。生前与身后,韦伯固然吸引了诸多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同样也不乏批评者乃至敌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巨大的分歧从未减损人们的敬畏。哪怕在最严厉的批评中,我们也能察觉到一种近乎道德义务的敬重,而这往往只有当我们面对一项超越个人命运的事业时才会产生。无论是否赞同韦伯,我们都必须严肃对待这位巨人,哪怕我们以为已经射中了他最脆弱的部位,当他轰然倒地时,庞大的身躯仍然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尊严和力量。

  

   韦伯的伟大毋庸置疑,却不容易理解。韦伯的伟大,不是通常属于历史胜利者的辉煌,而更像一种失败的伟大。对于现代社会的困境,韦伯的作品呈现了大量冷峻而敏锐的观察,这些历史社会研究往往始于对昔日英雄时代精神的追溯,继之以对在这一精神荫庇下形成的制度的客观分析,然后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只剩下尾随者的卑微与放纵者的逃避,一度生机勃勃的制度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空壳。韦伯的社会分析充满了无情的诊断,却找不到廉价的安慰。不过,与许多学者对现代危机漫不经心的无所谓态度不同,韦伯的全部工作都是要表明,他献身的科学,注定在面对这一危机时无能为力,这一无力,就是所谓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这一科学支配的理性化社会的生活之道。知识就是力量,但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因为它通过退却甚至放弃获得了它全部的力量。文明对科学抱有的无限希望,与科学给文明带来的巨大失望甚至绝望,是我们文明的根本特征。在一个科学已经大获全胜的时代,在文明的自我反省中,令人惊奇的是,科学更像潘多拉打开的礼物,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韦伯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具体历史分析,特别是他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都旨在探究科学无所不在的力量与原则上的无能为力这一现代性悖谬的社会学性质及其历史机缘。无论将韦伯思想的主题规定为“理性化”还是“世界的除魔”,其核心意图都是揭示科学在我们时代的使命与根本的局限。(2)韦伯的伟大,必须通过他探索的失败来理解。

  

   不过,韦伯揭示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局限,往往被韦伯的批评者视为其社会学事业的根本缺陷或“错误”,是韦伯自身的失败。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就指出,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科学”(value-free science),因为欠缺真正的秩序原理,只能将政治行动奠基在理性无法把握的决断上。但在现代大学体制中,当科学家试图向学生——未来的政治人——教导政治的现实时,他势必再次面临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大学教育必然会唤醒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社会科学无法停留在韦伯的方法论禁区中:“就韦伯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而言,他自己就证明了将价值看作守护神式的决断(demonic decisions)这一观念是虚假的。”因此,沃格林将韦伯在科学上的成就归为不可避免地对其自身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克服。也就是说,韦伯作品的伟大,在于他并没有恪守自己的方法论设想,而是偷窥了秩序的奥秘,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机会深入这一思想的圣地。(3)无论将韦伯社会科学原则上的缺陷或错误,归咎于他对方法的实证主义迷恋,对人类生活非理性或无根基性的强调,对社会科学历史性的判定、价值与事实二分的坚持、表面的价值自由与内心的历史宿命论,乃至对人类终极价值多元性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理解(4),都未能充分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明确意识到其作品的所谓“局限”或“不足”的同时会强烈感受其伟大。面对世界无可奈何的清醒(韦伯所谓“清明”),以及担负这一绝望处境或必然命运的勇气(所谓“责任伦理”),这些经常令韦伯的读者肃然起敬的品质,是这个时代仍然能以某种悲剧性的严肃,而不仅仅是喜剧或闹剧现身的最后一线证明,但它并未能证明思想本身的力量。韦伯的“伟大”是一个问题。(5)

  

  

   二、外在的职业:经营

   在他一生最后阶段完成的作品中,韦伯将西方理性化的普遍历史进程概括为专业官僚的支配:

  

   别的地方出现过各种可能形式的高等教育(中国、伊斯兰世界),其外表和我们的大学或者我们的学术很相似。但对科学进行理性和系统的专业经营,以及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Fachmenschentum),这些在今天的文化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而接近这种形态的教育只存在于西方。这一点首先就体现在职业官僚(Fachbeamten)上,这是西方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基石。在别处只能找到他们出现的苗头,却从来没有像在西方这样成为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当然,“官僚”,甚至是专业分工的官僚,在各种文化中都是久已出现的现象。但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现代西方一样经历这样的处境:我们的全部存在——我们的生存在政治、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基本条件——都绝对无可逃避地被纳入到一个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组成的组织的硬壳(Gehäuse)下,社会生活那些最重要的日常职能都由技术官僚、商业官僚,特别是受过法学训练的国家官僚来承担。(6)

  

   在西方独有的理性化进程中,人的整个生存状况都日益“无可逃避地”被纳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官僚制造的“铁壳”之中。而这一生活秩序的“铁壳”,核心就是以专业化为原则的职业工作及其生活之道。(7)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这两个缔造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根据韦伯的诊断,都属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制度化经营”(Anstaltsbetrieb)(8):“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两者完全是一回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如同一间工厂一样,也是一种‘经营’,这正是它的历史性特征。”(9)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首先从“天职”(Beruf)一词的所谓“物质”含义,或者说,科学的“外部条件”,入手进行考察。这一问题的实质,正是科学作为职业的“经营”问题(der Betrieb d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也就是在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所谓“对科学进行理性和系统的专业经营”(der Fachbetrieb der Wissenschaft)。韦伯发现,持续影响德国大学发展方向的美国大学体制,其核心特征就是一种类似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德国大学美国化的问题,不过是人的整个生活美国化的一个缩影——经营的逻辑迟早会支配当时尚存不少传统等级制色彩和身份特征的德国大学。原本属于“精神贵族”的学术,注定会被彻底官僚制的大学经营所取代。(10)韦伯早在一百年前就预言,美国化的发展“已是势不可当”(11)。

  

   德国大学与美国大学这两种科学职业形态的对抗,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背景。(12)韦伯提醒我们,“在所有目前关于教育制度之基本问题的讨论背后,潜藏着一个‘专家’类型对抗古老的‘文化人’类型的关键斗争”。韦伯梳理历史发现,无论是古希腊、中古封建制或英国的望族行政,还是古代中国的家产官僚制,其教育的目标都不是“专家”(Fachmensch),而是“文化人”(kultivierte Mensch)。所谓“文化人”,即通过教育培养人具有可以称为“文化教养”的生活之道的种种品质。这种文化教养的人格(kultivierte Persönlichkeit),而非任何专业意义上的“有用”,才是教育的重点。(13)然而具有苦行色彩的现代职业劳动,却“与追求完满与美的人性时代义无反顾地分道扬镳了”。在这样的专家时代,韦伯坚持认为,“局限于专业工作,抛弃人性浮士德式的全面养成,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是一般而言任何有价值的行动的前提”。(14)而对于究竟应该让大学“陶冶人们并灌输政治的、伦理的、艺术的、文化的或者其他信念”,还是主张“学校教室如今只有通过专业上具有特殊资格的人进行的专业训练才能发挥其真正具有价值的影响”,韦伯毫不犹豫地支持后者的立场。(15)

  

   对这场古老的“文化人”与新兴的“专家”之间的文化斗争,韦伯始终不忘提醒我们注意背后的“支配结构与社会条件”。在西方独有的理性化进程中,以官僚制的法理支配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既是职业专家的教育形态最大的受惠者,同时也是其最强有力的推动者。(16)通过系统的科学或法学训练培养的“专业人”(Fachmenschentum),是现代法理支配所依赖的专业官员(Fachbeamte)的主要来源。“专业人”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

  

   现代国家的制度化经营以官僚制支配为主要形式,这一官僚制的支配形式首先就意味着,职务与“职业”的等同:“职务即职业”(Das Amt ist Beruf)。将官职转变为一种职业,要求任何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经过专业性的训练和考试,同时形成一种以“事务性目标”(Sachlichen Zweck)为导向的职业忠诚,这就是“专业官员”。(17)自从16世纪绝对主义的兴起,专业官员就在欧洲的战争、财政和法律诸领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训练有素的专家”,取代了“文化人”或“绅士”,逐渐垄断了对行政事务的管理。因此,系统全面的专业训练(Fachschulung)也就成为现代官僚制运转的功能性条件。从官僚制中职业、专业与官职的三者合一来看,韦伯断定,“现代官职系统正在发展成为一种通过长期的预备性培养形成的具有专业训练,从而具有专门化特征的高素质的精神工作制”(geistige Arbeiterschaft)。(18)现代国家,仰赖专业化的职业官员主导的官僚机器;而这一机器能否运转良好,则取决于机器的每一个零件是否经过合格的“专业训练”。“受过大学教育,具有专业训练的官员等级”,或简言之,“专业官员群体”,逐渐终结了外行行政。韦伯预见,即使在“旧式民主”盛行的美国,受到“一战”的影响,将在行政管理方面经历一场“欧洲化”,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支配政治生活,从而迈向一种大国民主所不可避免的“官僚化民主”。在韦伯看来,“这已经成为一切现代民主制的命运”。(19)与欧洲大学的美国化一样,美国民主也在欧洲化。这两个并行的进程,不过是专业—职业官僚制经营全面主宰现代社会生活的进程的不同侧面罢了。美国不复是托克维尔笔下“年轻的人民”建立的年轻政体(20),而老欧洲也不再是茨威格缅怀的“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一战”之后,大洋两岸都进入了官僚支配全面主宰政治与教育的时代——“官员专政”(die Diktatur des Beamten)的时代。(21)

  

对于现代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群体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了‘领导性政治家’的发展”。(22)法律是职业官员必不可少的“专业训练”,官僚支配的另一副面孔是法理支配。法理支配中的形式理性取代家产制官僚制的实质正义倾向,使受过严格大学教育的法律专家取代了各种法律望族对司法活动的控制,这一法律经营的专业化可以说是现代国家制度化经营的关键。(23)但韦伯指出,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律师,在现代国家与政党的发展中,更为重要的角色不是“职业官员”,而是“政治官员”(politische Beamte)。由大学训练的法律人士,而非僧侣、文人、宫廷贵族或绅士来担任职业政治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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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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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德]马克斯·韦伯等著 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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