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

更新时间:2022-11-24 11:23:57
作者: 马克斯·韦伯   李康   李猛 (进入专栏)  

   李康 译 李猛 校

  

   你们(1)希望我来讲一讲“科学作为天职”。可我们国民经济学家有种学究习惯,总要从外部条件入手,我也不打算免俗。那么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吧:就天职(Beruf)这个词的物质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情形如何呢?这个问题在今天实际上等于是问:一名毕了业的学生,要是他决定献身科学,以职业的方式投入学术生活,会有怎样的处境?为了理解我们德国境况的特殊性,我们最好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先看看在这方面与我们有着鲜明差异的美国的情况。

  

   众所周知,在我国,献身科学职业的年轻人,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一般得从大学里的编外讲师(2)的职位做起。他先得求教于相关领域的专业权威,征得他们的同意,提交一部著作,还要在全体教职人员面前接受一次通常流于形式的面试,然后才具备在这所大学正式教书的资格。此后他便可以开课,但除了听课学生付给他听课费外,他没有分文的固定薪水。不过,他完全可以在其所获授课许可的界限内自行决定讲课的主题。而在美国,学术生涯一般是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开始的,就是说担任“助理”(Assisstant)。这与我国自然科学与医学领域的大型研究机构的方式多少有些类似,在这些机构里,通常,助理中只有一部分会获得编外讲师的正式资格,而且经常是在干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这种差异实际上意味着,在我们的体制下,一个从事科学的人,其整个生涯是建立在财富统治的基础上的。因为,对于一名年轻的学者来说,没有多少财力使自己面对这种条件下的学术生涯,是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他必须得有能力承受这种状况,至少得苦熬好几年,还不能肯定自己此后是否有机会获得一个足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位。而美国,与我们不同,有一套官僚体系。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有固定薪酬,当然也就是过得去,经常都赶不上一个技工的工资。但他好歹是从一个看起来有些保障的位置开始了,因为他领着一份固定的薪水。不过话说回来,按照规则,他也和我国的助理一样可能会被解雇,要是不符合期望,他要随时准备走人。所谓期望也就是他的课能招徕“满堂学生”。而这对一位德国编外讲师来说是无须操心的事情;只要聘请了他,就永远不能赶他走。当然,他也没资格主张什么“权利”,但他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经过几年的工作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要求人们要考虑到他。而且,相当重要的是,在决定其他编外讲师的任教资格问题时,也能考虑到他。问题是,究竟是让每一位合格的学者原则上都合法地取得任教的资格,还是从“教学需要”的考虑出发,从而让在职的教师垄断教课权。这是个让人左右为难的困境,和学术职业的两面性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谈。大体上会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但它会增加一种危险,因为相关专业的资深教授,不管他在主观上多么秉公办事,也难免会对自己的门生有所偏爱。就我个人而言,自己一向是奉行这样一条原则:在我培养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到另一位教授那里合法地获得任教资格。可结果却是我一个最好的门生被另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那儿没人相信,他是为着这一点才另寻出路的。

  

   德国和美国还有一点差别,在我们德国,编外讲师开设的讲授课一般比自己所希望的要少。诚然,他有权开设属于本学科的任何课程,但如果他真是那么做,人家就会认为他不合规矩,不把其他资历较深的编外讲师放在眼里。一般来说,那些“重头”课属于作为学科权威的正教授,而编外讲师只能开些比较次要的课。尽管年轻的学者不太情愿接受这种限制,但这些安排的好处在于,在年轻的时候,他能有充裕的自由时间从事科学工作。

  

   而在美国,体制的安排在原则上不同。年轻讲师正好在刚开始工作的头几年里忙得不可开交,就因为他是付薪的。比如说有一个德语系,全职教授每周只要开三个课时的歌德课就能交差,可年轻的助理教授一星期有十二课时的教学工作量,尽管如此,要是他除了机械操练德语用法之外,还能捎带介绍一些像乌兰德(3)一流的人物,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课程的计划是由院系上层预先排好的。在这方面,助理教授和我们的研究助理一样,只能仰人鼻息。

  

   近来,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德国大学体制,在一般而言的科学领域,都在向着美国体制的方向发展。医学或者自然科学的大型研究机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要是没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是无法运营的。这里,我们碰上的是所有资本主义经营都会出现的状况:“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这里说的就是研究助理,依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作手段,因此他得仰仗研究机构的领导,就像工厂雇的工人得依赖雇主。领导者实心实意地相信这个机构真是“他的”,他在其中主事。这样一来,研究助理的处境,时常就和任何“准无产阶级”(4)的生存状态一样缺乏保障,和美国大学里助理教授的位置没什么分别。

  

   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德国的大学都正趋向美国化,这和我们整个的生活状况一样。我相信,这一发展将会吞没那些由手工工匠自己拥有工具的行当,而我自己所属的学科目前还基本处在这样的状态(本质上,个人藏书就是工具),就好像旧式的手工匠人其行当的工具。这一发展已是势不可当。

  

   和所有资本主义的经营,同时也是官僚化经营中的情形一样,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但支配这些发展的“精神”与德国大学历史上的传统气氛并不一致。这些类似于资本主义大型企业的大学管理者与人们熟知的老派教授之间,无论外在,还是内在,都存在着极深的鸿沟,内在心态方面也是如此,这个问题我这里不打算深谈。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老式的大学建制都已经变得虚有其表了。唯一还维持原样,并且实际上还有所强化的,是大学生涯一个特有的问题:这种编外讲师,更不用说研究助理,是不是能够有朝一日升到全职正教授的位置,甚至做到一个研究机构的首脑,纯属运气。当然,机遇不能支配一切,但它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因素。我几乎数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别的行当,机遇能在里面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我想自己尤其有资格说这话,因为我非常年轻就得到了一个学科的正教授职位(5),而在这个学科里,和我年纪相当的一些人无疑比我成就更大。我个人认为,这完全只是出于某些偶然的因素。这种亲身经历使我能更深切体会许多学者所遭受的不公命运。他们尽管各具才华,却时运不济,没能够在这种选拔机制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位置。

  

   是运气,而非才华本身,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不能只归因于人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主要不在人的因素。当然,学术选拔和其他所有选择一样,都会带有人的因素。无疑,在各个大学里,现在有众多平庸之辈占据着显赫的位置,但如果把这种局面归咎于教授团或者主管教育的官员,因为他们个人不称职,就不太公道了。相反,问题在于人与人共同协作的法则,特别是几个团体之间协作的法则。在这里,也就是负责提名的教授团与教育部门官员之间的协作。可以与教皇选举的流程做个比较。教皇选举有数百年的历史,是与学术选拔同类的人事选择机制中最重要的可验证事例。所谓“呼声最高”的枢机主教,最终胜出的机会很少,一般的规律反而是排在第二或第三候选位置的枢机主教当选。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形也是这样。冲在最前面的候选人只是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会赢得全党代表大会的提名参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赢得提名并参加大选的是排在第二的人物,时常还是排在第三的人选。美国人早已替这类人物概括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术语。通过考察这些例子,对通过形成集体意志进行选拔的法则做一番深入的研究,会很有意思。这虽然不是我们今晚演讲的主题,但这些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大学教员,而且对于经常发生的选拔失误,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让人感到惊奇的反倒是,不管怎么说,正确任命的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在一些国家的议会里,或者像迄今为止的德国王室(它们的运作方式完全相似),又或者像眼下的革命当权者,他们出于政治的理由干预人才选拔,只有在像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确定,那些得过且过的平庸之辈,或者说那些野心勃勃的钻营之徒,才会把持所有的机会。

  

   没有哪位大学教师会津津乐道地回味任命事宜的讨论过程,因为它们很少能让人感到愉快。但我可以说,在我所知的许多事例中,无一例外地,人们都诚意根据纯粹客观的理由做决定。

  

   还有一点大家得清楚:有关学术命运的决定之所以在这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运气”,不仅是因为通过形成集体意志来进行选拔的做法难称完备。每一个自认为以学者为职业的年轻人,都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等待他的是双重的重任。他不仅得是一位合格的学者,还必须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而这两方面并不总是一致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可能却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我可以向诸位举像亥姆霍兹或兰克(6)这样的人在讲台上的表现,而他们绝不能说是罕见的例外。而现在的情形却是,我们德国的大学,特别是那些小学校,都以极其可笑的方式竞相招徕学生。大学城寄宿宿舍的房主们会举办庆祝会,庆贺第一千个学生的到来,而到了学生突破两千的时候,他们就该欢天喜地地用火炬游行来庆祝了。应该坦率承认,听课费的收入会因为相近学科聘请到“听众满堂”的走红教师而大受影响。此外,选课人数还成了以数字评价水平的明确标识。而学者的品质原本是无法精确地衡量的,时常会有不同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别是对那些锐意创新的人,就更是众说纷纭。所以,几乎所有人多少都会认为,选课人数多,具有难以衡量的好处,乃至价值。要是说一个讲师是个拙劣的教师,这差不多等于在学术上判了他死刑,哪怕他是这世上最出色的学者。他到底算不算一个好教师,这个问题得根据出席情况来回答,要看学生老爷们是否愿意去上课赏识老师。但事实是,学生是不是都涌到某位教师那儿去,由许多纯属外在的因素决定——他的脾气,甚至说话的腔调,其影响程度一般人都想象不到。这方面我的经验相当丰富,也有不少平静的思考,因而我对那些受大众欢迎的课程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虽说这类情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民主有它该在的地方。我们依照德国大学传统所进行的科学训练,原本就是属于精神贵族的事情,我们无须掩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也确实需要以某种方式表述科学问题,让那些未经训练但乐于接受的头脑也能领会,而且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独立地思考这些问题,这或许是最艰巨的一项教育任务。但这项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并不取决于选课人数的多少。而且,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这种技艺,纯属个人禀赋,与学者的科学能力完全没有对应关系。何况,与法国的情形不同,我国科学界并不存在一群“不朽之士”(7)。根据我们的传统,各大学理当兼顾研究和教学两方面的要求。至于说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具这两方面的能力,完全是碰运气。

  

   所以说,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询问我有关讲师的建议,我几乎担负不起鼓励他的责任。如果他是个犹太人,你当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吧”(Lasciate ogni speranza)(8)。但对其他人,你还要让其发自内心地自问:您是否确信,年复一年地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踩过自己的肩膀,自己还能够忍受,既不怨怼,也不沮丧?当然人人都会这么回答:“自然了,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可至少我发现,能承受住这样的处境而不自怨自艾的人寥寥无几。

  

   关于学者职业的外在条件,该说的也就差不多了。

  

但我相信,其实诸位还想要听到些别的,就是说关于科学的内在天职。在今天这个时代,与作为职业的科学的经营相对,科学的内在处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302.html
文章来源: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德]马克斯·韦伯等著 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