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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学: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语言基础——对现行《宪法》语言条款的再阐释

更新时间:2022-11-22 23:52:45
作者: 王建学  
最终,1992年修宪在专章规定欧盟的同时也在宪法第2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1款,内容为:“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

  

   宪法第2条原本规定了国徽、国歌、国家信条和原则等国家标志和象征,它在整体上是第1条关于国家不可分割性与公民平等性的延伸。修宪者不惜改变第2条原有各款的序号,将语言条款置于该条的首款,用意显然在于强调语言对单一国家的重要性。这是历史上首次确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宪法地位,为捍卫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诸多做法奠定了宪法基础。在1992年修宪的基础上,法国议会于1994年颁布了新的《法语使用法》以取代1975年立法,从而更有力地具体落实宪法第2条第1款。该法由时任文化部部长杜蓬(Jacques Toubon)提案,因此又称为“杜蓬法”(La Loi Toubon),其中确立了三个主要目的:丰富法语的内容;规定强制使用法语的领域和情形;捍卫法语作为共和国语言的地位。

  

   在法语写入宪法之后,地方语言的地位和保护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自从第三共和以来,保护地方语言的呼声始终没有间断。特别是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在1992年通过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在国际层面促进对地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其中肯定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使用地方或少数民族语言(the right to use a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是固有权利。该《宪章》在通过当年向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开放签字,并于1998年3月1日正式生效。法国政府尽管于1999年签署了《宪章》但一直未予批准,其法律原因是《宪章》对语言权的保护与法国宪法第2条有所冲突,其政治原因则是法国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了法语强势的传统。尽管如此,法国亦不能完全无视地方语言保护的需求,不能脱离欧洲整体的政治法律环境。因此,最终在2008年宪法改革中,象征性地在宪法第七章“地方自治团体”的末尾新增了第75-1条,其中规定:“地方语言属于法兰西遗产。”地方语言由此首次写入宪法,宪法中正式形成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单数)和地方语言(复数)作为遗产的双重结构。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语言构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在近现代中国宪制进程中的预设功能,与法国大革命以后通过语言实现国家建构颇具相似性。自清末立宪以降,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抑或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语言问题在革命与立宪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早在清末时期,杨度和章太炎就开启了关于政体选择与语言功能的讨论,愈演愈烈直至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的社会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需要通过语言革新再造统一且全新的人民。尽管语言早已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书写一致,但传统汉字难读、难写、难认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普及和传播,再加上方言俚语的影响,革命者不得不将革新语言作为一项重要使命。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着重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如何规定语言问题是考验新中国制宪者的一大难题。

  

   我国宪法回应语言问题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比法国的民族单一性还增加了多元的维度。在现行宪法的表述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具有多重体现:在历史上,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近代以来又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共同奋斗;在任务目标上,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国家结构上,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多元和一体都是不可或缺的。党的民族政策历来强调民族平等和团结,因此,地方语言具有较高的宪法地位,从未像在法国那样受到排挤或打压。但这绝不意味着通用语言的可有可无。从历史发展来看,从1949年《共同纲领》到1978年宪法,都仅规定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现行宪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种双重语言结构很好回应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整个国家和民族需要一个共同和通用的语言系统,同时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从内容上看,通用语言规定于《宪法》第19条的教育条款中,内容上极为简略,因此可解释的空间较大,语言自由则规定于第4条的民族关系条款中,并且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专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予以两次具体展开。目前,学界通常基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推广”措辞将第19条视为只能以鼓励性(而非强制性)手段予以促进的国家任务,“国家对语言的支配权应该采取的是最节制的态度”,或者认为该款的含义是“政府对于公民使用普通话持着鼓励性态度”。对于第4条的语言自由,学界则往往从基本人权角度强调其重要性,认为该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自由和风俗习惯自由,是语言权利的宪法规范基础”,也有学者沿着这一思路认为应加强非通用语言文字立法,从而保障少数人群体的语言权利,更有学者将我国宪法第4条与国际人权法进行对接,并认为“研究少数人语言权利在具体领域的保护实践也能够指导中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

  

   从总体上看,学界对宪法语言条款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特点。在形式上主要集中在第4条,而对第19条的关注较少,在内容上普遍偏重语言权并低估通用语条款,动辄指摘国家推广通用语的行为违宪,如认为“对普通话作强制要求”的做法“有违宪法精神,侵犯了公民的语言权及其他一些相关权利”。这种思路重个人、轻集体,片面理解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实非客观的宪法解释,而且蕴含国家解构的政治危险。特别是从法国经验来看,如果架空通用语言,放弃维系国族认同的纽带,如何建构统一的政治国家并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三、对我国宪法语言条款的另一种解释

  

   借鉴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充分认识到通用语言对于统一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地位。在我国宪法中,必须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语言条款进行系统、客观的解释,深刻理解宪法语言条款的双重结构。因此,本文对宪法语言条款的解释不同于重语言自由、轻国家建构的方案,而是试图实现多元与一体的平衡,其具体内容展开如下。

  

   (一)《宪法》第19条通用语言条款的再阐释

  

   在宪法语言条款的双重结构中,第19条第5款构成必不可少的基本面,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准确认识通用语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应当认识到通用语言对于国族认同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源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对于国族认同建构而言,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普通话’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甚至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重大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基于一体性来进行主权的政治塑造并设定人民的法律构成,体现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作为人民的构成要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以公民平等为基础而形成的人民主权构造中,是不考虑民族区分的。因此,必须假定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整体性需要通用语言来实现国家的政治构成。

  

   其次,必须基于修宪的时代背景和近现代以来的文字改革史,将第19条第5款视为通用语条款。如学者所说,“事实上,基于比较法视野,从语言权利角度解析《宪法》语言条款,固然是重要的研究进路。然而,结合语言文字改革史、宪法条文拟定时的讨论,以及条文的文本位置可知,我国《宪法》通用语条款的确立,更侧重于确立国家任务并推动国家建设。”现行《宪法》的修改过程对通用语言表达了迫切和强烈的期待,“在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语言问题时,委员们强烈提出,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俚语混杂,彼此语言不通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从历史发展与阶段对比来讲,全国通用语言的重要性需要加强,并且应当得到持续加强,这是符合新中国宪法语言条款变迁的整体趋势的。

  

   再次,从体系结构来看,必须将“全国通用”作为“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重心,具体而言:(1)国家推广普通话作为口头通用语(而不是推行),是由于口语中的方言在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统一,更重要的是,国家应“重视方言资源的保护”,不能“过于重视语言的规范化而忽视了其多样性”;(2)比推广普通话更重要的是推行作为书面通用语的规范汉字,但由于修宪当时汉字简化方案仍在争议过程中,因此修宪者为避免争议而在正式条文中回避了该问题,然而基于通用语言的重要性,应将推行书面通用语言作为宪法的隐含意图;(3)通用语条款出现在教育条款中,而非国家标志章,这种位置安排既能与第4条第4款的规定兼容,又为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奠定了坚定的宪法基础和灵活的空间。因此在总体上看,前述条款结构和位置安排“体现了一种巧妙的立法智慧”。

  

   最后,前述解释方案最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不断水乳交融,必须尊重语言不断通用化的自然规律,实现通用语言的规范建构。基于语言文字具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属性的事实,“在一个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同体中,会有一种语言文字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日常交流、经济交往、政令传输的通用语言,这是语言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自然规律,也是现实社会经济交流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求”。自从现行宪法施行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没有通用语言的状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否定通用语言,就必然假定民族自治地方与普通地方既不产生人员流动也不相互交往,这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僵化理解,不符合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

  

   (二)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关系辨析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宪法上的通用语言,特别是后者作为书面通用语的地位更为基础。一切国家机关都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必须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这些内容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均有规定。那么,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是何关系呢?这就必须在整体上解释《宪法》第19条与第4条的关系。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意味着通用语言并非如法国宪法那样在国家公务和公共服务中具有独占地位。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特定地域内,地方语言可以处于与通用语言并列的地位,甚至在特定时间或场合以地方语言为主。但多元和一体必须保持总体平衡,因此,地方语言不能在国家公务或公共服务领域完全取代通用语言,不得损害通用语言特别是规范汉字作为书面通用语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对于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活动,国家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

  

相应地,《宪法》第121条的规范目的是“为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的公民能行使参政权、知政权和有利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结合修宪当时关于通用语必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基于通用语普及范围不断扩大的社会历史事实,所谓“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应当理解为“1+N”的模式,即自治机关必须使用通用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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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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