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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蓝天:改革开放以来王明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22-11-22 23:23:12
作者: 张蓝天  
产生了恶劣影响[75],共产国际操办下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宗派”上台的标志。王明本人虽然在此后不久赴苏,但临时中央完全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并在1932年初发表了《中央关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贯地坚决奉行共产国际以“第三时期”理论为基础的“进攻路线”和“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以及“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得中国共产党多次失去同中国各派别、各阶层的广大力量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时机;宗派主义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经济政策、巡视制度和肃反政策的推行,使苏维埃革命遭受重大损失。[76]因为1934年福建事变的应对错误,红军失去了联合力量抵御蒋介石军队“围剿”的机会,中央苏区迅速易手。[77]在北方地区,1932年召开的北方会议,被认为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北方全面推开的过程,该会要求北方党组织加速创建北方红军和苏维埃,而盲目暴动造成党组织频遭破坏、对北方抗日游击工作和农村工作产生了危害。[78]“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更是异变为宗派化的人事政策。[79]四中全会召开后,所谓“立三派”和“瞿秋白派”的干部均遭到批评,甚至被克扣生活费或委派危险工作。[80]1931年后肃反在各苏区推开,产生了严重危害,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更“左”的方针,北方党组织亦受波及。[81]

   这些研究涉及的基本议题具有重要探讨价值,但基本上将“王明路线”与临时中央等同起来,认为身处国内的博古等人只是王明意志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苏维埃革命的暂时顿挫主要由于“路线错误”所致,且论证多采用整风及其后的材料。由此看来,进一步透视当时历史情境的研究便显得尤为必要。

   这一论题的进展首先表现为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概念的疏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初是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具体包括哪些人没有固定的说法。据胡乔木的回忆,1943年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表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82],该称谓也并未收入正式的历史决议,但在建国后成为革命史叙述的流行名词,泛化为“王明宗派”的同义语。九十年代初期,依然有不少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叙事模式的党史通俗读物出现,多有艺术创作成分。[83]1980年,孙冶方向胡乔木提议对此问题做详细调查。[84]此后有党史研究者指出,“二十八个半”有些并无搞宗派的自觉意识、更无组织关系,且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对革命做出过不少贡献,不能将“二十八个半”作为跟王明搞宗派的证据和罪名。[85]2001年,党内老一辈领导人杨尚昆在《百年潮》上专门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实际上并无此种组织,但确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86]

   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考察张闻天、王稼祥等在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组织路线方面的作用[87],宁都会议便是相关群体分化的转折点[88],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的出现,对于挽救革命危亡具有重要意义。[89]不再笼统使用“王明宗派”这样具有路线斗争色彩的叙述方式,具体对待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团体内部的人际互动,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在“团体-分化”的视角之外,学界更认识到所谓“团体”内部本身亦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实际上,在博古负总责期间,多有和王明观点相互龃龉的情况,这在1934年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1932年后,身居苏联的王明配合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逐步对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新的想法,但博古中央依然故我,1934年初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博古对“上层勾结”大加批评,王明却在1934年底至1935年间写下几篇长文,批评六届五中全会的形势估计、福建事变的应对失误、过“左”经济政策和肃反扩大化等问题[90],故有学者认为,将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全部算到王明头上”不甚妥当,所谓“遥控中央”明显夸大。[91]整风伊始,认为苏区时期错误主要由博古负责符合应然之逻辑。[92]

   但需要承认的是,双方的思想倾向总体一致,且需要考虑双方所处环境的差异:王明身处莫斯科,能够盱衡世界大势,却远离革命前线,其所言不乏“后见之明”之感[93],且就中共组织关系而言,应负领导之责;而博古身处苏区革命前线,在“赤白对立”的残酷战争环境之中,难免出现激进之举,而其在苏区即将失守之时亦多有反省态度,肯定了毛泽东军事策略的意义;任用军事顾问李德亦非博古个人邀请,而是远东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所致。[94]

   现有关于王明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在此之外,王明与其他所谓“‘左’倾教条主义”人物的关系、所谓“‘左’倾教条主义”人物相互之间的人际网络如何,目前虽有部分传记及回忆录提及,但缺乏专门研究,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外,亦有不少逐步转向纠“左”的领导干部,如任弼时1933年5月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后逐步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的错误[95],并于1938年赴共产国际报告,在传递中共革命真实讯息、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96]学界这些认识的精进,对于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原丰富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意义。

   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修订版中,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界定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失误,只保留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提法,在此之后,关于苏区革命的认识出现了相当多新的突破。

   黄道炫对于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严谨的考证对中央苏区革命的得失做出了新的更合乎历史的评价。他指出,在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并非机械固守“关门主义”而无所作为,而是对尽可能保住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尚有共识,在军事上也给予了一定帮助。王明所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注意到闽变反日反蒋的积极意义,这对当时中共中央决策有重要影响。中共欲拒还迎的态度既是谈判常态、更是复杂形势下需要顾虑多种因素所致,在蒋介石派大兵“围剿”、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的现实面前,红军根本来不及实施增援。[97]和传统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缘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机械地采取“短促突击”、“堡垒战术”的观点不同,他肯定了在应对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与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有其效果,但中共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实力的巨大差异,方是影响其成败的关键。[98]其肯定了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提出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反对具有“左”的冒险倾向的军事政策、积极利用闽变机遇、批评损害中农利益的经济政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99],指出在笼统的“路线”阐释之外,中共与其他政党团体力量博弈的现实形势、生存所需的资源汲取状况等因素,则更值得关注。对于尚且年轻、在“裂缝”中生存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苏区革命的实践根本上面临着历史当事人所难以克服的“限界”。[100]

   此外,亦有一些研究者对苏维埃革命时期“王明‘左’倾路线”对其他地方党实践之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朱兰芝认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山东省委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北方会议”前后的武平省委,以大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为名,盲目开展暴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党本身对所谓“王明路线”知之甚少,更多地是在文件用语和现实行动中努力跟进并契合于中央的提法,难以称得上深刻理解。[101]这一时期,部分兼有“地方能人”身份的地方党干部维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在组织游击战争、构建社会网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2],在地方社会播撒下了“种子”,为此后抗战时期中共的进一步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打通中共革命史上苏维埃革命时期与延安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103],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王明及共产国际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对中共革命的影响,值得结合具体个案进行深入探究。张永认为,虽然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由于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共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努力;1932年北方会议召开后中共陆续在华北开始建军、拓展党组织的尝试亦有一定积极意义。[104]还有学者认为,苏维埃革命时期特科系统的活动在奠定人际网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柔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离不开“布尔什维克化”所强调的“中央化”和组织正规化[105],虽然这一时期在实践中未能完全落地或根据需要有所剪裁,但外来规范与地方力量接榫并弥散的过程,深刻地作用于此后中共的政治性格和革命实践。

  

   四、新史料与王明其人其事考证的深入

  

   在从政治史、事件史的维度研究王明与中共革命重大问题的关联外,对王明个体生命历程和思想认知的考察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质量颇高的王明年谱、传记等著作,尤以郭德宏于2014年所出80余万字的《王明年谱》(增订本)为代表,其中利用大量原始档案,充分吸收学界有关王明的论著,完整回顾了王明的一生,澄清并补充了若干新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06]新出史料的陆续涌现,亦对相关考证的深入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谨据相关研究所涉王明其人其事的几个重要方面加以概述。

   其一,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活动考辨。杨奎松根据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所存档案,指出“江浙同乡会”并非是王明一手包办、为打压异己制造的事件,实则与旅莫中国学生内部斗争逐渐激化、一些同乡活动的流言愈演愈烈有关;将此传闻当成重大政治事件、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者,并非米夫或王明,实为向忠发,但王明确实是这一事件的“推波助澜者”。[107]马贵凡、郭德宏进一步公布了这一事件的相关材料,后者指出,旅莫中国留学生内部政治关系不正常这一久已存在的背景、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是影响部分中共党员命运的重要因素。[108]在关注莫斯科中山大学派别之争的不利影响之外,留苏学习经历对于中共政治文化有何影响?这其中哪些是苏联影响、哪些是在留苏学生的小圈子中自我形成的?[109]目前来看,仅有部分研究涉及这些问题[110],而还原这一人物群像和影响机制的具体历史细节,也必将推动对王明个体形象认知的深入。

其二,王明是如何得到共产国际“重视”并“上台”的?曹仲彬、戴茂林将王明放在早期共产党员的成长历程群像中加以考察,指出不少人物均是通过出色的翻译能力走向工作岗位、并与苏联结缘,而王明早年参加翻译活动时的人际关系,或对其此后的心态有一定影响。王明通过积极学习俄语和理论、结交老师米夫,逐渐为共产国际所重,其反对旅莫支部的做法,也曾得到很多同学的支持。[111]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与米夫来华扶植有直接关系,但1930年底米夫来华的一个月内王明并不知情;[112]杨奎松指出,王明代理江南省委书记并非米夫的有意安排,而是江南省委内部人事纷争、工作难以维系的现实形势的结果,六届四中全会上,远东局提议的九位中央委员全部顺利通过,留苏学生中仅王明一人加入政治局[113],且并未引起争议,此后由于部分干部卷入“罗章龙派”活动,王明得以提名进入常委,逐渐成为政治局中重要人物。[114]非常环境中党内职务变动本非次序分明,类比其他党内干部来看,王明的晋升历程亦非极端特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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