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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互诠——“经济宪法”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2-11-22 23:14:52
作者: 张翔  
也就是对经济活动而言具有“宪法性”或者“基础性”地位的普通法律。如果说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宪法”是“实质宪法”,而在以解释现行有效的宪法典为基本任务的宪法学家那里,针对经济问题所主要关注的,则是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即宪法典中有关经济政策的规定。实际上,在弗莱堡学派提出“经济宪法”概念之前,为经济立宪、通过宪法形塑经济秩序的理念在实证宪法上已经出现了。1918年《苏俄宪法》就通过规定废除私有制、大规模国有化等方式激烈干预经济,革命性地塑造新的经济秩序。同样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明确且体系性地对经济做出规定。《魏玛宪法》在第二部分“德国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中的第五章“经济生活”(Wirtschaftsleben),用15个条文(第151至165条)规定了经济领域的诸多方面。从规范种类上看,这15条包括了对各类经济自由权以及非主观自由权的制度性保障、特别立法委托、特别保护义务、法律保留、宪法禁止、基本义务、机构组织等条款。《魏玛宪法》通过体系化的宪法规范,建构起了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理念兼顾的经济宪法。作为其统领原则的是第151条第1款:“经济生活秩序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各类原则,并致力于保障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条件。在上述边界内,个人的经济自由被予以保障。”根据此精神,第五章系统全面地规定了诸多经济性权利和客观法制度。关于经济秩序的系统的、有强烈目的指向性的法律规范开始出现在宪法典中,从而使得“经济宪法”这一概念名实相副。正是基于《魏玛宪法》对经济问题的系统规范,经济宪法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才开始勃兴。《魏玛宪法》被认为是实证法意义上经济宪法的开端,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战后制定的《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并未像《魏玛宪法》那样做“经济宪法”的体系规定。因此,对于德国《基本法》中是否包含着指向特定经济秩序的“经济宪法”,存在争论。支持的观点认为,通过对《基本法》的综合考察与阐释,可以推导出《基本法》对特定经济制度的决断,即《基本法》中存在一个体系化的经济宪法。尼伯代认为,德国《基本法》中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基本法》第18条、第21条第2款)、自由法治国原则(《基本法》第20条)和基本权利保障(主要是《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一般经济自由保障、第9条的结社自由保障、第12条的职业自由保障和第14条的财产权保障)排除了极权主义下的计划经济;而社会国原则(《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则排除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些规定可以视为德国《基本法》在经济制度上的决断,构成了德国的经济宪法。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宪法上并不存在关于经济生活的基本决断,而是在经济政策上保持中立,即所谓的“宪法中立说”(Neutralitätsthese)。针对这些争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若干判决予以调和,进行了综合采纳和相应批判,并提出了《基本法》形塑了“开放的经济秩序”的观点。一方面,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本身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是中立的,但这种中立性仅意味着,立宪者并未选择某一特定的经济制度,这也就允许日后的立法者从实际出发来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联邦宪法法院也特意指出,立法者自由决策的前提是必须遵守《基本法》的各类规定,尤其是基本权利规范。联邦宪法法院将宪法秩序视作一种“框架秩序”,只要是在这个框架下,国家权力可享有充分的自我裁决权以灵活建构经济秩序。这被称为“基本法的经济开放原则”。这一原则也意味着,《基本法》仅恪守经济政策上的中立性,而不是保持经济法上(wirtschaftsrechtlich)的中立性。在法的考量上,《基本法》仍然有自己的规范要求和界限:基本权利条款对个人自由的严密保护,在宪法上排除了整体建构计划经济的方案;基于法律保留原则产生的以及宪法上各类原则、价值、法益对自由权的限制,也排除了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基于这两个存在张力的宪法性要求的结合,基本法下的“经济宪法”有一个被更广泛了解的经济学表达: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把市场自由与社会平衡相结合的经济秩序。

   出于保护市场经济的目标,运用法律来规范经济生活以形成良好经济秩序的“经济宪法”理念,经历了从经济学概念向法学概念的转变,也带来了宪法学知识的转变。现代宪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政治法”,它还承担着形塑一国基本经济秩序的重任。宪法学也必须开始关注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承担将宪法中有关经济政策的规定进行解释并与宪法整体保持融贯的教义学任务。这要求宪法学要接受和吸纳经济学的理念,并转化为规范性诫命,以维护法治轨道下的良好经济秩序。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意涵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宪法”体现的是从对经济的自由放任到接受和容纳国家有限干预的法治化过程,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则自始就有着强烈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色彩。以我国的宪法史为对象,则可以观察到从国家全面管制经济,到容纳、尊重经济自发秩序的过程。我国现行《宪法》对于经济体制规定的变迁,就是其集中体现。现行《宪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通过,其第15条虽仍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但紧接着又规定“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后一句的表述应该说亦契合前述“经济宪法”理论平衡市场与国家干预的精神。肖蔚云先生对此评述道:“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但写了市场调节,市场调节与价值规律、商品经济是分不开的,宪法第十五条实际上包含了在我国仍然存在商品经济的思想。”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强调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再是“计划为主”。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覆盖全社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经典论断。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据此提出修宪建议。1993年修宪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7条,修改了《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总体决断:作为定性词的“市场经济”,意味着对自发秩序、自利、自由、竞争的尊重和保护,而作为限定词的“社会主义”更多指向社会分配的公正与平衡,二者各有规范侧重而又融贯为一体。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曾系统参考过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理论,甚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达也可能受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这里,笔者仍以德国“经济宪法”“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国”的学理为参考,尝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内涵进行阐释。

   (一)市场经济:保护竞争秩序

   按照邓小平的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彭真在现行《宪法》草案的报告里也指出:“国家的巩固强盛,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高,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国《宪法》第14条第3款“国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表达也表明,发展作为富裕的前提是社会共识。但在如何“发展生产”上,我国经历了从依靠计划到通过市场的认识转变。特别是,认识到了良好的竞争秩序在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上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共识,并充分认识到“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规范,天然包含着保护竞争秩序的内涵。

   在比较法上,我们也能够观察到类似的认识转变。联邦德国确立“社会市场经济”的过程,也体现了对于市场竞争机制创造市场繁荣的认知和实践。联邦德国在战后重建之初,无论是占领国管制当局还是当时的德国主要政党,均希望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复苏。然而,当时的东德在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后经济陷入泥潭。1948年6月西德进行货币改革,取消一切多余的经济管控措施,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奇迹就此出现。主导西德经济改革的艾哈德,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项秩序原则来看待。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追求的不是国家事先给定的经济和社会物质目标,而是“一种保障所有经营者的自主权和经济主体在给定行为框架内独立协调自身活动的秩序”。人们往往将社会市场经济解释为,应当通过对市场经济目标设想进行某种方式的修正来考虑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并不符合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概念。如前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界定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秩序”。在两德统一过程中,“社会市场经济”被再次强调。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于1990年5月1日签订了《关于货币、经济与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其中第1条第3款确立了保护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社会市场经济的确定,最主要的是通过私人所有权、供给竞争、自由定价,以及劳动、资本、货物和服务原则上完全的自由流通。”社会市场经济的首要内涵是在“经济实践中引入竞争机制、鼓励企业家精神和促进市场自由化”。市场经济不是实现某项国家计划的手段,竞争本身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不预设任何结果。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维护自由的竞争秩序。

   自由竞争秩序的基本要求是反对经济特权,公平对待经济过程的所有参与者。自由竞争意味着,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应该是平等的,因此在经济政策上必然是反对特权的。维护自由竞争秩序政策的目的是“系统地防止社会中出现限制竞争的特权集团,并恰恰由此防范出现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对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一视同仁,国家、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不能在经济活动中享有经济特权;另一方面,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都会从内部产生阻碍自由竞争的力量,比如契约自由可以被用来创设垄断企业,产生于自由竞争的垄断会反过来破坏自由竞争,因此国家需要规制市场竞争,否则将会破坏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土壤。国家的任务不是积极介入到日常的经济活动中,而是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以保护自由的竞争秩序免受经济特权的破坏。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自身也不能成为经济强权。社会市场经济是兼容个人、市场、社会和国家的“开放的经济秩序”,但没有谁可以成为强权者。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秩序,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需要遏制各种经济特权的出现,这就需要法律制度上的安排。实际上,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合的相关规范,同样要求遏制经济特权,维护竞争秩序,分述如下:

首先,《宪法》保证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处于平等地位。维护竞争秩序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和谐共存,因此,经济宪法的首要任务是搭建平等的经济秩序框架。“八二宪法”起草时,计划经济思维还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仍然规定了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上的主体地位。1988年《宪法》第1条修正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有所突破,在承认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赋予私营经济以宪法地位。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补充”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通过《宪法》修改,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得到提高,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在宪法所有制地位平等的要求下,任何企业都不应基于所有制的差异而享有经济上的特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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