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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慕樊:《北征》新说

更新时间:2022-11-22 09:25:27
作者: 曹慕樊  

   《北征》是杜甫的巨制,是政论与抒情诗巧妙结合的典范,无论主题的重大,诗艺的卓绝,都可算杜诗的高峰。前人对《北征》的评赞已经不少,我这里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杜诗专家和喜欢杜诗的朋友们。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影宋本《王十朋集百家注杜少陵诗史》在《北征》题下,引王彦辅曰,“后汉班彪更始时避地凉州,发长安,作《北征赋》”,这不过讲北征二字的出处。近人胡小石《北征小笺》说(下文称胡笺):《北征》,“结构出赋。班叔皮《北征》(赋,下二同),曹大家《东征》,潘安仁《西征》,皆其所本,与曹、潘两赋尤近”。又说杜《北征》的首联云,“曹大家《东征赋》,起两句:惟永初之有七兮(汉和帝),余随子兮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云云。潘安仁《西征赋》起句,“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己未御辰,潘子凭轼西向,自京徂秦”云云,皆先纪岁时,次述所向。杜《北征》起句全用此,而出以五言。胡先生论《北征》结构所本的意见是对的。可惜未尽《北征》开篇两句关涉到全篇要旨的重大含义。(见后)胡笺又说:“《北征》风格,近于小雅,而其旨隐微。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已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这也是对的。实则《北征》开篇一段,即有暗示,而且包孕甚广,谏官杜甫所忧虑者,固不止灵武自立一端,请读(中有省略):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北征》第一段是受王粲《七哀诗》第一首影响的(以非本文所论范围,不多及),王诗哀痛,杜诗沉郁。何谓沉郁?情志深远之谓沉,蕴结难宣之谓郁。比如,自长安陷贼以来,少陵思家之心,固与日俱永,既得墨敕放回,为什么反有“苍茫”之感?感君恩是有的,为国而忘家也是有的,为什么会“怵惕”难辞呢?何以见得君有“遗失”呢?叛贼安庆绪还在肆虐,破贼收京是当时重大国策,是《北征》的主题所系,所以表示“愤切”;但诗人究竟看出了什么值得担心的事,而写出“忧虞何时毕”的句子呢?不久前诗人几陷重罪,难道不包含在这些“忧虞”“怵惕”之中吗?在这一段“引而不发”或欲言又止的诗句中,我们体会到诗人写出来的远不如他曾经思虑过和感动过的多,其含辞沉吟,正由于他蓄积之多而且久。这就是杜甫的“沉郁”。有前面十几韵的郁屈的诗句,所以这一段的结联“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自然如当流巨石,激起波澜。这就是“顿挫”。这是苍茫的风格。至于诗人究竟看到了些什么,曾经被什么所激动,以至于如此忧愤交集,低回不置呢?原来早在写《后出塞》时,杜甫已怀疑安禄山将叛;在写《兵车行》时,他已指出玄宗开边好战的后患;在写《自京赴奉先咏怀》时,他又表示担心君臣聚敛欢娱,祸在旦夕;出乎他的意料的是潼关师溃,主将被俘,玄宗仓皇出走,肃宗灵武自立。接着又是房琯以宰相出师伐叛,大败于陈涛斜(至德元载十月)。房琯的失败,有“中人”牵掣的因素,不能全怪他,到次年四月,又因门客招贿,被罢免。史载,杜甫时上言,琯罪细,不宜遽罢。肃宗怒,诏付三司推问,宰相张镐为言,乃解。甫谢,因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有大臣体,宜弃细录大,帝自是不甚省录,放归鄜州省家。其明年(乾元元年)五月,贬琯为邠州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参合两唐书本传)。可见这次杜甫的放回探家,实际上是被肃宗身边的张良娣、李辅国集团目为房琯同党,加以斥逐的开端。杜甫知道,房琯罢相是政治上恶势力抬头的征兆,所以,《北征》既要顾全大局,振作士气,以利于讨贼收京,又有自己的忧心忡忡,诸如玄宗当年留下的、现在补救莫及的后患,和肃宗即位以来父子兄弟之间的裂痕,尤其是皇帝已有“亲小人远贤臣”的倾向,再加上诗人自己的没落之感,大有“对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感,所以在长诗开篇记岁时,述行向之后,说“苍茫问家室”〔1〕。肃宗对“南朝”(《通鉴》二一九语,详胡三省注)来的旧臣房琯既抱成见,又偏听拒谏,这难道不是“遗失”,不值得“怵惕”吗?对叛逆自应大张挞伐,但国家元气大伤,政治上还出现逆转的迹象,所以说“忧虞何时毕”。有如此种种的蕴蓄,故诗风才有如此沉郁。离开诗人的思想而论诗风,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风格就是人格。

  

   以上略论《北征》首段绝不仅是交代行旅的由来和出发时地,并及杜诗沉郁风格的实质。现在回头来再论长诗开首两句的重大含义。

  

   论文应当首先弄清作品的主题思想,其次才论它的表现形式,这是常识。专论形式,往往难于看出作品的高度。比如,从《北征》的形式看,很像班昭的《东征赋》和潘岳的《西征赋》,若比较它们的主旨,那么,班氏父女,不过感慨征途,归于正身履道;安仁以华词被常言,又不及二班。它们都不足以比隆《北征》。如求其形似而已,比班叔皮更早用时日的诗,旧注已引《诗·小明》“二月初吉”(毛传,初吉谓朔日也);又如《小雅·十月之交》篇首章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及《吉日》篇的“吉日惟戊,既伯既祷”。亦未尝不可说是杜诗所本。如果从精神上说,亦不妨说杜诗受屈原《哀郢》的影响。《哀郢》的“出国门而轸怀(意犹痛心)兮,甲之晁(=朝)吾以行!”的句子岂不更近于《北征》开篇四句?不过《哀郢》沉痛,“呜咽徘徊,欲行又止”(蒋骥语),与《北征》之以振奋蹈厉为主调者,终不相同。总之,比来比去,我觉得都难于说明《北征》的宏纲,看来还得在使杜家素负盛名的《春秋》中去找杜甫的言外之旨。

  

   杜甫《偶题》诗说,“法自儒家有”。这个法,我认为有两方面。一是诗法,一是史法。

  

   诗法,即《诗经》的方法,如言志,赋比兴,正变风雅,兴观群怨,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乃至温柔敦厚,等等。杜甫是中古的伟大抒情诗人,诗作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及《北征》,都是由忧国和悯己两种思想感情交织而成的长诗。正是“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借用太炎先生语)。从前王闿运说杜诗出于蔡琰的《悲愤诗》,想是指《北征》写到家悲喜交集一段。但这段虽是《北征》耀眼的机体,却不是《北征》的头脑和心脏。试看《悲愤诗》,虽情辞并至,但正“女儿情多,风云气少”,怎么说也不能和《北征》的歌颂中兴、辞气振奋相比(这是《北征》的头脑和心脏)。但上念国政,并不妨碍诗人可怜自己的小儿女的表白;歌颂中兴,也不妨碍诗人指陈时弊的微辞。这是从《诗经》“变雅”来的。由此可以看出,诗法不仅是形式。

  

   史法,即《春秋》的方法。《春秋》是鲁国史书,在记事中含褒贬。《春秋》之学主张严格区分是非善恶。《公羊传》隐公元年传文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就是尊大一统,拥护一统。拥护统一,反对分裂,这不是《公羊》的一家言,而是“春秋”三家的共同大义。我认为《北征》首联“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就是用的《春秋》大义,《春秋》精神,这种精神直贯篇终,请看: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我认为长诗开端大书“皇帝”岁时,不光是记旅行年月日,而是首提全篇宏纲,即尊崇中央,斥责叛变,宣扬大好形势,鼓舞士气,是《春秋》笔法。

  

   通观全诗,可以说是以“变雅”为肉,以《春秋》为骨,骨肉停匀,情理并茂。或者说,把严肃的政论和热烈的抒情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就是《北征》千二百年来传诵不绝的原因。

  

   以上论全诗要旨,下面略解疑难字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

  

   那无,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说,“那无,奈无也”。又引杜《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诗“对月那无酒”,释同。按“那无”不能解为奈无。“那无囊中帛”即“哪无囊中帛”?是反诘语气。那无,是岂无的意思。下联“粉黛亦解苞(同包)”的亦字,正与上联那无一词相呼应,亦,等于现代语的还(有)。如果上文说没有,下文怎么能说还有呢?解那无为奈无,这个亦字不好交代。张相所引《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诗中的“那无”一语,正好是个证明。此题三首,篇篇有酒。第一首“老夫因酒病,坚坐看君倾”,第三首即张书所引“对月那无酒,登楼况有江”,那无与况字呼应。“樽蚁添相续”,又“尽怜君醉倒”。第二首“清动杯中物”。由此可确证《北征》那无一词,是反诘语,正是说有,不是说没有。

  

   肃宗即位以后,江淮租庸经襄阳至灵武。财政情况已经好转(参《通鉴》二一八及《新唐书》列传七四),子美以近侍省家,例有赐赍。且左拾遗,从八品上,俸亦不致太薄。囊中帛亦理所应有。

  

   狼藉画眉阔。

  

   旧注引明刘绩《霏雪录》云,唐妇女画眉尚阔,引张籍《倡女词》“轻鬓丛梳阔画眉”以证《北征》此句。按刘说非是。时妆变化迅速,不可以中唐眉样去说开天间眉样。唐人言开天眉样者,如开元进士王湮《后廷怨》云,“预想蛾眉上初月”,李白《越女词五首》之一云“眉目艳星月”,都可证明开天间无论宫廷、民间,皆尚细眉。最可为确证者,莫如白居易《上阳人》。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北征》说的“画眉阔”不是说时尚阔眉,而是说小女描眉,手腕不准,故致狼藉变阔,恰与此女意中所追求的眉样相反,故诗人以为戏谑。从这里我们好像看见此老已经破涕为笑了。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夏殷、褒妲逗不密合,从宋以来,为它弥缝的约有三种办法:①认为杜甫误记故事,值不得费气力去考索,以赵次公、浦在田为代表。②改上句(改为“不闻殷周衰”)以就下句,胡仔就是这样。③改下句(改为“终自诛妹妲”)以就上句,仇兆鳌就是这样。

  

   改诗的可以不论,讲不通就改书,办法最省事,态度最轻率。说是诗人误记故事,理所可有。但作《北征》时,杜甫四十七岁,非衰年容易误记者可比。而且他又是记忆力极好的人,怎么会把周幽王宠褒姒这样旧日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错记为夏桀的事呢?《北征》是大篇,所论又是大事,非寻常田园、漫与诗可比,误记说站不住脚。

  

到了明末,顾炎武说话了。《日知录》二七云:“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学兴,无人解此文法矣。”顾氏的意思是,上句不说周,有下句的妲(己)就知道是周事了;下句不说妹喜,有上句的夏就等于说妹喜了。宁人的说法,直截了当,远迈前人。但也有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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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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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诗杂说全编/曹慕樊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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