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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扬:古典公共性的生成:乡约的合理性与明代思想史上的和会趋势

更新时间:2022-11-21 16:31:28
作者: 解扬  

  

   摘    要:乡约自身的传衍脉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其得到国家认可,进而受到支持的合理性,因此需要从国家对乡约在道德养成的制度建设上期望其扮演的公共性服务角色入手,对乡约执事者在思想上努力配合予以定位。从吕柟、罗汝芳等所行著名乡约可见,明代乡约在与《大诰》《明会典》结合并落实于地方自治之后,与明太祖圣谕六条融合,针对社会全体,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道德训练。这对明代国家而言,在地方自治层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明代的乡约虽然延续了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传统,但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其存在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当时思想史上和会朱子、阳明、甘泉的趋势。

   关键词:乡约;公共性;合理性;和会趋势

  

   乡约作为基层社会保持良性运行与自我更新能力的有力保障,或为政府督办甚至直接参与,或是依托乡里情谊设计,亦或两者兼有,自北宋以降,在地方广泛施行。各地乡约约法在设计上往往具有同质性,实践中的基本组织结构也类似。同时,根据主事者的认知理念和行约时的客观条件,各地乡约的差别也十分明显,甚至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彼此也不同。

   基于乡约在共性之下的个性,其在一地的形成过程与运行情形,便成为关注的首要问题。研究者多从剖析乡约的组织结构入手,以增进对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认识。1对这一研究思路的价值,本文完全认同。同时,笔者意识到,在积累乡约个案研究的同时,已然有转换视角进行考察的必要,即从中央权力向基层社会辐射的角度,分析乡约对于王朝国家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问题。【2】

   转换研究思路的价值在于,乡约在南宋以后广泛流行,但自身的传衍脉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其得到国家认可进而受到支持的合理性。换言之,并不能因为北宋蓝田吕氏推行的乡约在南宋受到朱熹推崇,进而被理学士大夫继承,就将其作为乡约在宋明以降合理存续的解释。如果以“存在”便是合理,进而仅从这一“存在”中挖掘其合理性根源,必然会忽视明代日益成熟的王朝国家通过乡约向百姓施以约束,推行道德教化的要求,以及乡约的主持者不断完善乡约设计,使之符合地方风俗特点并与国家期望相符的用意。若如此,便是对乡约合理性研究的结构性缺失。

   为了说明乡约在明代中国存在的合理性,避免这种结构性缺失,本文从明代国家对于乡约在道德养成的制度建设上期望其扮演的公共性服务角色入手,分析乡约执事者在配合上的努力,尤其是为了与明太祖圣谕六条吻合,在思想世界调适学说分歧而形成的和会趋势。公共性是个复杂且难以在定义上简单描述的概念。乡约在公共性服务领域的贡献,内容也十分广泛。作为相关研究的初步探索,本文以圣谕在中晚明乡约中扮演的角色及之前的准备为中心,分析当时思想界和会朱子、阳明及湛若水之学的趋势对乡约的影响,并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对乡约旨在提供覆盖社会全体的道德训练与道德服务予以辨析。藉此,本文认定乡约对于明代国家的价值在于,通过价值观引导,使约众在思想意识上与国家对意识形态的灌输吻合,同时又能与社会精英群体的思想活动方向一致,从而保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3】其间,乡约经历了一个从受政典指导到将六谕融入的过程,前者在实践上成为后者的基础。

   一、明代乡约与古典“公共性”问题

   乡约自宋代推行以来,即成为整顿基层社会秩序、培育道德风尚的重要手段。明代的乡约在继承宋代乡约传统的基础上,由于地方政府的参与或指导,成为国家施治地方的有力配合。乡约的执事者或为地方耆老,或为退出官场的乡宦,他们熟知国家影响百姓道德养成的方向,了解政府所设定的民风标准,能引导乡约的推行与实践,使之不至于远离政府的期待。从历史上切实推行过的乡约可见,普通百姓接受乡里老人的管束,有了参与行约仪式的机会,还能聆听对明太祖圣谕的宣讲,也便日常性地被纳入地方掌印正官的视野。由此来看,乡约既是地方社会秩序的规范者,还扮演了普通百姓与国家发生联系的纽带角色。【4】

   乡约毕竟不是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虽然它的服务对象既包含社会道德风俗,也包含个人的德行品性,但究其实质,也只是作为一种具有约束性和导向性的客观机制运行。约众在行约时的特定空间内,通过彼此高度相似的既定仪式,在主事者的引导下,接受国家认可的价值体系,并以之律己律人。这一特点,为执事者根据行约的地域特色投入更多的主观因素,进而为主导其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能。但是,乡约的地域性和基于个人主张的独特性,却不会破坏其一般性色彩,而能够在明代起到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它起到了能够提供一种被传统国家认可的公共性服务。换言之,明代乡约除个性以外,还在国家对百姓道德养成上力所不能及的部分有所作为,因而对于国家行政权力的辐射和运行,具有普遍性的积极意义。【5】

   至于“公共性”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其内涵尚未形成完全共识,不同学术立场和学术兴趣的学者对其价值、基本原则等核心问题,在理解上仍然存在分歧,甚至彼此泾渭分明。用这一概念工具来研究明代乡约,并不是为了证明古典公共性与明代乡约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而是意在从相关的知识体系中,寻求能推进我们理解明代乡约特征的新角度。事实上,近来对于“公共性”理论的研究,已然出现整合的趋势,形成了从实践推进理解的共识。【6】这与明代乡约为了实现共同理想而实践的机制性高度契合,也衍生出将两者结合的基础性元素。自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在1937年初次出版以来,学术界对明代及其前朝与后世乡约的研究,在深入剖析个案的数量上、研究覆盖的地域上,以及对行约与拟议的矛盾上,有代表性的个案日渐积累成熟,对于明代乡约的整体性特征进行宏观分析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从拓展“公共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基于东方文化传统的公共性,有提供新的历史资源的价值。东方公共性的主体是指集体、政府和国家,日本历史中,已有学者揭示了其公共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特点,认为日本的“邻里扶持”和中国的“单位社会”都是东方文化影响下共同性理论的时间产物。【7】公共性起源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关于“公”和“私”的界定。【8】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并不存在类似的“公”“私”讨论,但基于两宋以降历史传统的明代乡约,却能够为我们理解“公共性”的古典形态对于国家统治的意义提供一种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发展的研究视角。

   从是否与国家合作的角度看,明代乡约始终无法脱离国家的影响。无论是作为乡约指导思想的圣谕六条,还是行约时主导其事的乡里老人或地方士绅,面对约众,既以个人道德培养为核心目的,也要处理约中的公私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处处渗透着国家色彩,绝不是脱离个人道德,或是完全私人领域的事务。在这一角度上说,明代乡约是基于“品”而至于“行”的行为约束机制。但是,由于其与国家既定制度的根本性差别,乡约对于明代国家的意义,只是被国家道德导向认可并为之服务的一种地方社会运行机制,与公民社会有根本差别;9甚至与曾经用来类比以说明其特色的“社区”,也有很大不同。【10】明代乡约的这种服务特色在于,执事者必然要面对通过《大诰》《明会典》等政典与圣谕六条渗透至基层社会的国家核心道德维护来自国家的社会利益。其中,围绕太祖圣谕宣传的核心道德,明代思想家在推行乡约过程中所作的理论准备与和会思想分歧的努力,便是下文初步阐释的内容。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基于学术界对相关乡约个案的深入研究,本文重点把握这几个乡约体现的“价值情节”,以及基于乡谊而形成的“社会交往关系”,【11】挖掘其中的“古典公共性”即传统社会在处理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探索阶段所具有的公共性特点,【12】展现中国传统乡村为适应国家对价值方向的指引,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变化。【13】

   二、圣谕宣讲与乡约发展的方向性变化

   明太祖的圣谕六条是指明太祖在洪武三十年(1397),命户部下令,每乡各置木铎,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宣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这六句话。【14】向百姓宣讲礼法是自明代开国以来就普遍推行的治国策略。以对礼教的重视为基础,洪武皇帝期望通过端正礼仪风俗,实现天下大定。为此,他曾经制定乡饮酒礼。【15】继而在洪武十八年十月,颁《大诰》三编于天下。【16】由此,奠定了有明一代讲读礼法的祖制。

   明代宣讲六谕,最初是以里甲制度为基础,到明代中叶仍见施行。成化年间,苏州人顾鼎臣(1473—1540)即有听诵六谕而“惕然自警”的效果。【17】随着里甲制度在15世纪逐渐废弛,木铎老人失去了宣讲圣谕的条件。通行的看法是在嘉靖八年(1529),兵部左侍郎王廷相(1474—1544)上奏,经户部题准,保甲、乡约与社仓、义仓等乡间治理与救助方法逐渐融合,捧读明太祖《教民榜文》成为行乡约时的重要环节。这即是明代乡约恭读圣谕的萌芽。【18】

   但是,当我们回溯乡约形成的历史时会发现,国家的角色向乡约渗透,继而融合,直至六谕的重要性超越北宋以来乡约的道德教化传统,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乡约在出现的初期,自治的色彩浓厚,但是与国家的现行政策并未在同一立场上,这与明代的情形截然不同。学术界对吕氏乡约已经非常充分的研究显示,吕氏乡约原本是为地方性组织内促进良好社会行为和互助而设计,并未经过政府批准,也不见政府监管的自治机制。【19】以自治为目的与吕氏、朱子对乡约的期望吻合,因此设计的乡约内容主要包括四类,分别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礼俗相交”。 对于吕氏乡约的性质,韩明士(Robert Hymes)认为,这是针对当时朝廷当权的改革派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替代措施;朱熹的增损制作,也是旨在弱化保甲法强制性的举措。【19】很明显,两宋时期的乡约,处在国家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之外,甚至在设计初衷上,就与国家政治对立。

   这一背景恰好与吕氏乡约的内容吻合,而与明代乡约的基色有异。《蓝田吕氏乡约》以约众的行止为中心,关注德礼教化,关心人与人的交往之道,目的虽然是改善地方风俗,但只限于对约众的约束。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它关心的主要是吕氏一族,属于基层社会横断面中的一个部分,毫不涉及从朝廷到地方的纵向社会系统。再看明太祖的圣谕六条,虽然不涉及“忠”的内容,18但由明太祖提出,政府下令推行,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色彩,旨在改善地方社会风俗。基于这样的目的,六谕的逻辑并不仅仅着眼于个人,而是已然从个人行止到家庭关系,再到乡里秩序,直至从国家层面关注的个人定分问题。【20】从六谕的结构来看,明太祖希望通过宣讲,在自下而上的社会系统中形成一套高标准的道德规范。

回顾北宋中叶以来,由理学家吕大钧(1031—1082)初创《蓝田吕氏乡约》,进而由南宋朱熹(1130—1200)修改而成《增损吕氏乡约》,明代以宣讲太祖圣谕为道德教化的乡约,显然是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酒井忠夫特别强调,圣谕与乡约的结合是上述王廷相的奏议在户部支持后引发的效果,认为在嘉靖八年以前的乡约都是以吕氏乡约为主,在此之后的乡村治理则展开了新的局面。【18】但是这种新局面的产生并不是全新的,更不是革命性的,而是在《蓝田吕氏乡约》进行道德约束的基础上,加重了来自开国君主道德教化的引导,国家介入的色彩日益明显。很显然,明太祖六谕被纳入乡约体系之后,进而成为中晚明乡约的指导思想,在乡约的传统内加入了国家引导、规范甚至约束的政治色彩。由此,通过圣谕宣讲与乡约道德教化的和会,明代乡约在国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被赋予了合理性。以六谕为核心构建的标志性乡约是陆粲(1494—1551)在嘉靖十二年(1533)于江西永新知县任上主持的《永新乡约》。【21】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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