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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从革命话语到“人民”话语:1919年—1949年民间文学的发展衍化*

更新时间:2022-11-21 00:45:32
作者: 毛巧晖  

   【内容提要】 从19世纪末开始,清末持变革观念者就较为关注民间文艺样式。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民间文学被纳入新文学范畴,但是对于“民间”,知识分子较少直接深入民众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与研究。1919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发动的“到民间去”运动对这一间隙有所弥合。他们探寻利于民众接受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学样态,藉此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革命性”被激发。 20 世纪 30 年代,尤其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间文艺成为知识分子与民众沟通,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样式,向“大众化”“通俗化”进一步发展。 20世纪 30年代末至 40年代,在“革命话语”浸润下的民间文学呈现出丰富样态,并成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人民性”被纳入文学话语的建构,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民间文学, “到民间去”,革命话语,人民文艺

  

   中国自古就有记录民间文学的传统,但现代意义的民间文学的兴起则与现代中国的转型直接相关。19世纪末,“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属性被翻译到中国”,在中国知识阶层掀起了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新思考;他们意识到要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国家行列,就要加强人民与国家的联系,重塑现代国民。①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文学受到关注。民间文学不同于作家创作,它对社会生活中文学现象的阐述与观照有其特殊视角。一方面,知识分子“征集”民间文学作为重构现代民族文化的“资源”与“工具”;另一方面,“到民间去”“文艺大众化运动”“通俗文艺运动”对民间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利用与改造,使其超越“地方性”,在延安文艺及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建构中处于独特地位。②

  

   一、革命与民间文学的耦合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言文分离,书写与口语分野鲜明,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国民重塑中,最难的就是面向民众的革命宣传与文化普及。19世纪、20世纪之交,民间文学引起持改良、革命观念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并进入报刊等新式媒体。如《中国官音白话报》③《中国白话报》④《安徽俗话报》⑤《吉林白话报》⑥,为宣传新思想、开启民智广泛借鉴弹词、歌谣及地方曲艺等。除兴办各类白话报,清末知识分子还创立了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提出了各种汉字改良方案,并建立了半日学堂、半夜学堂、字母学堂、简易识字学堂等。⑦读报、宣讲与演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书面与口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裂痕。知识分子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进行时事报道、革命宣传。如孙寄沧的“时事新歌”《黄包车夫充革命军》,仿“小热昏调”讲述了黄包车夫在生活的重压下,“丢脱烟枪捏洋枪,就去当兵充头阵”,哪里有“革命思想在脑筋”,他们的结局也不过是“解进城西炮台里枪毙受极刑”,⑧这就向听众生动地宣传了革命思想的重要性。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出现现代意义的民间文学,但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对其所具有的革命功能、革命价值的关注,与20世纪民间文学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

  

   歌谣运动是将民间文学纳入文学范畴的标志性事件。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发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简章》),重在向全校师生、各县学校和教育团体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如有私人搜集寄示,不拘多少,均所欢迎”⑨。《简章》所使用的“征集”一词,既渗透着鲜明的国家意志,又与“采风传统”血脉相连。⑩民间文学已然超越了自身阈限,不仅打破了原有的讲述场域,还逐渐与思想解放、中国革命及民族-国家建构等相融合,构成了学界乃至大众对于“革命”的集体想象。受俄国早期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启发,李大钊号召青年“到民间去”。11在李大钊的号召下,自我定位为“民众的导师,民众的领路人”12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纷纷走向农村。1920年4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3到京郊芦沟桥(即卢沟桥)、丰台、长辛店、赵辛店、海甸(即海淀)、罗道庄、通县(今通州区)等多地进行“讲演”。14讲演者以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思想,讲演内容大多源于民间文学,如《戒诳语》《尧舜》15《龟与兔竞走》《怎样教养儿童》16等,他们希望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乡民得受少许常识,并能助长其兴趣”17。《晨报》如是描述讲演的盛况:“当日北风凛冽,寒气逼人。工人等虽短褐不完,犹在草坪中植(直)立数钟之久,细听演说,毫无倦容。”18这一活动引起较多进步报刊关注。《努力周刊》《批评》《上海报》等纷纷以“到民间去”为题发文,虽然他们的初始目标不甚相似,但都希冀“到民间去办理教育事业。如果不谋社会根本的改造,空想改良政治,一定劳而无功……努力到民间去谋社会的改造罢”19。

  

   洪长泰从文化史的视角对“到民间去”运动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俗学发展进行梳理时,就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态度展开专门论述,他强调民俗学者虽然还处于“理解”民众的阶段,但他们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已然超越了文学或学术层面。20他的阐述尽管突破了以往对“到民间去”运动的批评,但忽略了当时左翼和国统区秉持不同政治信念者的差异。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农村并非只是“表示臣服、接受他人赠予解放之处”21,民间文艺是了解农村、了解民众生活的重要路径。这一思想在后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被承袭并广泛运用22,成为共产党人推动新文艺发展的重要战略。23如瞿秋白、恽代英、彭湃等,他们“用描述故事的态度为农民解说各种世界以及中国的大事……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24各地农会、工会发挥民间文学的生活特性,结合工农日常生活,编创了减租、抗租的曲艺和歌谣,如《二斗租》《十二月歌》等。在农民运动中,更是大量使用民间文学,如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课程设置中有“革命歌”“革命画”等,同时还引导学员调查民歌。25当时即有学人著文阐述民间文学在抗日宣传中的作用,“歌谣有万有引力似的,能耸动民众的听闻,转移民众的情感,深入民众的脑海,成为万古的铁案”,又如,日俄战争时吉林流传的革命歌谣,“东海里,日本人,借名进兵保珲春:装电话,设警兵,烧韩民,无理要求欺负人”,在民间广泛传唱。26经由上述具体实践,原本看似遥不可及的“革命”逐渐为广大民众所熟知,且“长期统治现代中国并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27这一文化现象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而是由革命与民间文学耦合而成。

  

   二、文学大众化与通俗化实践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有争论的一个时期。在“大众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理念的影响下28,民间文学样态较之于前更为驳杂与丰富,民间文学不仅承载着这一时期的革命记忆,还是不同政治力量重塑认同和进行民众动员的重要场域。

  

   1928年,郁达夫借用日本“大众小说”之名,提出“大众文艺”。但与日本“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不同,中国的“大众文艺”是“为大众的”“关于大众的”文艺。291928年9月,郁达夫和现代书局订立合同,创办了《大众文艺》30月刊,以此作为“大众文艺”问题讨论的阵地;但是其早期作品仍然保留了诸多旧式的言说习惯与言说姿态,如《大众文艺》1929年至1930年刊载的《孩子》《警察》《公共长凳》《劳动组织》《兵和兵》《河畔的女子》诸文,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与接受。

  

   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上,为统一“普罗文艺”运动,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31,号召作家们通过学习民歌、小调、鼓词、评书等群众喜爱的传统艺术形式来创作有革命内容的新作品。32国民党为了应对“左联”提出的“文艺大众化”,迅速发布《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提出要树立“民族主义文艺的中心意识”,并认为“中国文艺底危机”是由于“多型的对于文艺底见解”。33他们企图以民族主义复兴运动收揽人心。“左联”亦不甘示弱,于1931年11月发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强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具体工作开展计划为:“组织工农兵贫农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者,并且从中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及指导者。”34此外,“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及“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也尤为重要,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且需要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壁小说,大众朗诵诗”。351932年,“左联”重启了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36经过争论及具体的文学实践,学人们逐渐认识到民间传说、故事、地方戏曲等民间文艺恰恰是“大众文艺”中最能体现民众生活情调的承载物。37石凌鹤在《漫谈蹦蹦戏和四川戏》一文中谈道,虽然“流行”到上海的蹦蹦戏38已然减轻了它的“泼野”以适合绅士之流的正人君子的口味,且增加了许多都市人所熟悉的庸俗的噱头,但它仍旧因其“民间”的表达而显得可爱。细查其流行之盛的原因,当在其取材能够以民众为中心,意识和形式上都能符合通俗化的原则。39

  

   为了遏制“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国民党于1932年8月25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通俗文艺运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40《计划》提出“通俗文艺”的概念,将它界定为中国流行的“民间之传奇演义歌谣曲调之类”。它强调要通过“通俗文艺运动”使民众意识有一种正确的倾向,而不致被“左联”的“大众文艺”引诱到“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路上”。它从内容上将“通俗文艺”分为“都市通俗文艺”与“农村通俗文艺”;从形式上则分为“文学类”与“图画类”。其中“文学类”又包括“小说话剧剧词书词歌词小曲歌谣及其他新体等八种”。《计划》明确指出,“通俗文艺”的体裁,“除创造民众易于了解的新形式外,亦可采用旧形式之优点”。如《鲁南大胜》运用鼓词的形式宣传士兵的勇猛,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41《八仙捉妖》将民间耳熟能详的八仙传说与抗击日寇的现实问题相互融合,全文由“劝人修仙”与“工作报告”两部分组成,读起来诙谐幽默,希冀其有激荡人心之功效42。在出版物的样式上也模仿旧式鼓词、唱本等,如通俗读物编刊社最初出版的十余种大鼓词《宋哲元大战喜峰口》《胡阿毛开车入黄浦》《义军女将姚瑞芳》《二十九军男儿汉》《李晓英爱国从军小段》《醒醒醒》《汉奸报》等的封皮、纸张、装订,“都是拟仿‘打磨厂’……几家书店所印书籍的式样”。43除了体裁与式样,通俗文艺的语言也引起关注,何鹏认为语言“一方面是建设的问题,一方面也是‘扬弃’的工作”,提倡积极认识“语言的革命性”。44向林冰在《通俗文艺的语汇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编纂一部通俗文艺词典”的设想,其编纂标准如下:

  

   第一广搜各地方旧有与新生的歌谣谚语歇后语乡土戏即民间读物,第二调查抗战建国中一般文盲大众所应有而可能理解的近代性的变革的新语汇,第三是搜集民间的封建性语汇。45

  

从上述大众文艺和通俗文艺的表述中,我们看到双方都注重民间文学,希望利用民间文学形式发动大众,但对于“大众”的态度不同,其理论归属、历史意义更是截然不同,不可混同视之。左翼知识分子构建的“大众文学”的形态并未止步于“发见”民众抑或越俎代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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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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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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