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熊万胜 程秋萍:人生任务的革命:对集体化后期家庭经营发展的解释

更新时间:2022-11-21 00:31:02
作者: 熊万胜   程秋萍  

   【内容提要】 中国家庭伦理在集体化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除了家长权威的下降,本文注意到另外一个看似冲突的趋势:家长责任的增长。本文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描述了集体化时期家庭经营的一般发展过程,进而分析前者如何影响经济性的家庭经营活动。本文发现,人口压力对家庭经营的促进主要是通过家长的人生任务来实现的,它比劳动力增长和人均耕地减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集体化后期,家长们的人生任务不仅在量上增长了,在内容上也空前加重了,堪称发生了一场人生任务的革命。所以,集体化后期家庭经营的发展并不只是一种生存的困境,也是一个关于天下父母心的故事。

   【关键词】 集体化时期,家庭经营,人生任务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是极其看重家庭的,但对这个流行的看法也并非没有争议。比如就有人发现,中国的家人在一起的主要活动是挣钱,很少顾及情感层面。费孝通就是很早发现这个特点的人,他将西方人的家庭看成是生活堡垒,将中国人的家庭理解成“事业社群”。 ①费孝通的这种理解是具有一贯性的,在他的差序格局里,人可以为了自己牺牲家,继而为了家牺牲国,②而且他一生的追求是“志在富民”,也可以看到他关注经济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家庭的这种理性特征被库恩(Myron L. Cohen)和贝克尔(Hugh David Roberts Baker)等理解成一种“合作社模式”③。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家庭越来越不稳定,相关质疑就更多了。似乎不仅是不看重感情维系,连一起挣钱的功能也退化了。要在比较量化的层次上说明中国人到底有多么重视家庭,集体化时期可以提供特殊的便利。集体化时期对于家庭经营和家庭生活的人为遏制,恰好可以观察重压之下的家庭活力。我们可以把集体化看成是对于家庭联结强度的一次长期检验,而且这个检验是有记录的,集体化时期形成了对于家庭经营的最为广泛、翔实和连续的数据。如果想要考察中国人的家庭维系能力在严峻考验下的表现,这个时期是一个绝佳的参照。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家庭是通过了集体化时期的特殊考验的,因为家庭经营制度在经过集体化时期的考验之后依然保持巨大的活力。在改革之初的官方表述中也肯定家庭经营制度的优越性,强调它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④在学术界也有不少对家庭经营优越性的肯定。比如黄宗智评价道:“家庭式劳动力组织历经种种变化后,证明是有活力的。”⑤同样基于江南地区的经验,曹锦清也认为:“从集体生产转变为家庭经营,不仅提高了产量,增加了农户的经济收入,且大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节省了劳动时间,使得村内大量剩余劳动力能转移到各项非农产业去。”⑥集体化时期,中国的家庭关系有何种变化呢?王跃生对这个问题有过系统的研究,基于河北地区的经验,他从所有制变动、家长权力的变动和个人自由的增长三个方面研究集体化时期家庭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家长权威的下降和家庭成员行为的自由化。⑦阎云翔在对黑龙江地区集体化时期的私人生活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新看法,也许中国人曾经是很看重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结的,但集体化改变了公共生活的模式和家庭的生计模式,削弱了传统的情感联结,在集体瓦解之后又没有相应的补救,结果,集体化反而促进了农民的个体化⑧。

  

   以上的研究呈现一种值得注意的反差:一方面集体经营对于家庭经营的取代,客观上并没有对中国家庭的经营能力产生严重的打击;另一方面,集体化通过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以及淡化家庭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等机制削弱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在这种反差中,也许存在一种可能:那些被集体化削弱的家庭伦理因素,对于维持家庭经营制度来说可能并不是最必需的,一些关键性的家庭伦理因素逃过了集体化时期对其的打击。本文的研究发现,自下而上的孝顺和忠诚可能是受到了削弱,但是自上而下的责任心并没有减轻,家长的人生任务反而大大加重。当前中国家庭代际恩报关系的严重失衡由此发源,中国社会的根基也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动。

  

   本文选择嘉兴县⑨作为经验资料的主要来源地。嘉兴县位于浙江省北部,是杭嘉湖平原的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太平天国战事使得嘉兴县的人口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1122437人骤降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292687人,减少74%,且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还只有416648人,仅为道光十八年的37%。⑩这使得嘉兴成为浙江省人均耕地最多的地区。按农业人口数来计算,1983年嘉兴市人均耕地达到1.77亩,在全省最高,且远高于位于其次的宁波市,后者是人均1.35亩,同年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06亩。1983年嘉兴市郊区(今秀洲区)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恰好等于嘉兴市的平均数,也是1.77亩,属全市平均水平。丰富的土地资源为高水平的农业经营提供了基础,是此地农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也使得嘉兴成为浙江农副产品的重要基地。根据1980年的浙江省农业区划,全省划分出九个一级农业区,嘉兴市所在的农业区是“杭嘉湖水网平原粮桑渔畜油区”11。

  

   笔者及其团队曾于2011年、2016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到嘉兴市所属地区调研,其中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和团队一起在嘉兴市郊区(历史上属于嘉兴县)进行累计三十多天的驻村调查,积累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和第一手的资料。尤其是,关于人民公社研究的经典著作中有两本,也就是曹锦清等人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以下简称《浙北》)和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的研究地点恰好是其邻县海宁县。这两本书对笔者理解相邻的嘉兴县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

  

   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家庭经营活动,必须说清楚“家庭副业”这个概念。1962年9月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了政治上正确的“家庭副业”,内容包括六类:自留地(山)的经营,自己开荒地的经营,家庭畜禽养殖,编织等手工业生产,采集渔猎等副业,零星果木。有两点要注意:其一,这个政府认可的“家庭副业”范围小于实际的农民家庭副业或者说实际的农民家庭经营活动,因为农民还会有商业等非生产性活动。相应地,这里的“家庭副业”产生的产值要小于政府统计部门农村调查系统的“家庭经营收入”的口径,因为政府认可的“家庭副业”没有包括相互馈赠和其他非生产性收入等。1954年以后逐渐建立和完善的农村调查系统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农民实际的家庭经营收入,并不考虑收入来源的政治正确性。其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正确的或者实际上的家庭副业与政府农经系统或者公社农经站统计中的“农林副牧渔”五大类分类法中的副业概念也不同,它们在外延上是交叉的,而不是包含关系。公社的副业产值包含队办工业,但不包含畜禽养殖业,也不包括农民自用的厩肥和自给性手工业,所以本文引述的资料中会出现家庭副业和家庭畜牧业并称的情况。1984年的统计口径又调整使用了新的副业统计口径,去掉了队办工业。它包含的内容是家庭采集(不包括竹木采伐)、家庭捕猎(不包括海洋捕捞)和家庭兼营的商品性手工业。这个新的副业口径属于家庭副业的范围,12从而使本文中的统计分析成为可能。

  

   二、集体化时期的家庭经营活动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很多地方一度全面取消了家庭层面的经营活动,甚至取消了部分的家庭生活,推行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然而,这种极端的做法难以持续,1959年以后家庭经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得到部分恢复和曲折的发展,并在承包到户之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一)家庭经营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恢复和发展

  

   家庭经营机制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恢复是从家庭副业开始的。1958年,“大跃进”造成农业生产上的混乱和滑坡,首当其冲是副业。中共中央于1961年3月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提出以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采取适当方式,鼓励社员进行家庭副业的生产。1962年9月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社员家庭副业专门用一章做出了详细、明确和最权威的规定,明确指出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这个规定肯定了在集体内部保留家庭经营行为的必要性,这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废除家庭经营制度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如图1所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嘉兴的家庭副业在1970年以后慢慢地发展起来。13如果仅从扣除了村办及以下工业的副业数据来看,在承包到户之前农村副业出现过三个发展高潮,第一个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第二个出现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第三个出现在承包到户之前的几年。这个趋势和浙江省乃至全国都是一致的。

  

  

   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农业年鉴》列出了按产业分类和所有制分类的副业的产值。其中,1979年按产业属性分类的副业占比为15.1%,其中队办工业是主要的部分,占12.5%,纯副业只有2.6%;而按所有制来分,社员家庭副业占比为17.1%。14社员家庭副业中肯定没有队办工业,这意味着社员家庭副业中的大部分已经计算成了主业。如果仅仅从土地资源来考虑,社员自留地的面积在全国占比不会超过10%,但产值占比远高于其土地面积的相应占比,原因是农民在自留地上经营了更多的经济作物。比如,1978年嘉兴全市的农民在面积占比为7.5%的自留地上生产的油菜籽产量与全市油菜籽总产量相比达到15.5%,同时,自留地上的粮食产量与全市粮食总产量相比只有1.85%。15

  

   对于这个扣除掉了队办工业之后的副业产值,应该怎么看待呢?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中看到家庭副业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这个经过一遍遍提取之后的剩余部分,应该是最能够反映家庭经营过密化程度的一个指标,或者说是集体化时期家庭经营强度的指标。如果我们不进行大范围跨区域比较的话,这个理解应该是成立的。

  

   (二)家庭经营收入对于农民家庭的重要性

  

   如果只看去掉村办及村以下工业的纯副业对于农业总产值的贡献,它确实不大,但是,一方面家庭经营的规模在国民经济统计中是被明显低估的,另一方面家庭经营对于农业总产值的意义和对于家庭收入的意义十分不同。

  

   1.容易被低估的家庭副业收入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以及集体经营主业能力的提升,副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相对地位看上去很低(如图2所示)。1983年,浙江省副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5.1%,而这个比值在嘉兴甚至还不到1%。通过统计口径的研究告诉我们,经过1984年统计口径调整之后的副业都属于家庭副业。

  

我们发现,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通常远高于副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所以,不能根据副业产值来直接判断家庭经营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197.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