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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城:党的领导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

更新时间:2022-11-21 00:17:13
作者: 张城  

   【内容提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国体是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明确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政权性质才能确定。国体高于政体,政体是国体的制度延伸和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从不歆羡西方形式民主之虚名,而是注重密切联系群众,人人起来负责,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实质民主。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而全面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 国体,政体,实质民主,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坚持党的领导”居于首位:“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时,特别强调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项重大原则,排在首位的即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②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有豪迈之言:“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③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业已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④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党的领导事关国运兴衰、民生福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一、国体与政体: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权的制度基础

  

   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维新立宪之体制改良与辛亥共和之政治革命,“国体”问题逐渐变成舆论焦点,成为社会知识精英广泛关注、讨论的重要议题。改良派与革命派激烈争论背后的君主立宪制与共和民主制,实质都关涉国体问题,一时聚讼纷纭。别有用心者甚至一度主动设置议题,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即其中臭名昭著之一例。为变更共和政体实现帝制自为,袁世凯煞费苦心,授意筹安会“六君子”及外国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等,掀起喧嚣一时的国体问题讨论,为其复辟帝制大造舆论声势。对此,梁启超忍无可忍,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檄文与之针锋相对:“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⑤在梁启超看来,如果国体与国情不相适应,则为社会致乱之大源。

  

   “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⑥直至延安时期,毛泽东才明确指出国体问题之本质:“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⑦而以往的统治阶级总是用一个迷惑性极强的词汇“国民”来遮蔽各阶级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之地位。但历经“五四”洗礼一经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之后,这种欺瞒便不再行之有效。国体问题之本质首要在于明确各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之地位。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⑧在之后的演讲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⑨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政治领导地位的真正确立,为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历史学家章开沅所言:“民主、共和不仅是政体的变革。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南美、印度的政体变革,但其产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国体比政体更重要。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政体的不同选择,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地位的变化,这就是民主实现程度的问题。”⑩这种党的政治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在国旗设计理念中得到形象生动之呈现:国旗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112015年2月,习近平十分形象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近代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00多年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2

  

   与国体紧密相关的就是政体问题。曾长期旅居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王朝政权的政治制度属于何种政体类型颇为困惑,不知如何按照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体分类学说(政体主要有三种类型: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及其变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给王朝政权性质分类。在利玛窦看来,王朝政权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很明显是一个属于君主政体的国家,“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13但利玛窦认为政府大事并非皇帝一人说了算,治国理政还需要君臣共治,因此王朝政权还有属于贵族政体的性质:“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14同时,他敏锐觉察到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15并且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并非如西方贵族那样通过世袭,而是通过中国独特的选拔方式——科举考试而来,所以王朝政体还有一部分属于民主政体性质。他提到科举考试“有三种学位,授给通过每种学位的笔试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初试,有时一个地区就有四、五千人应试”。16有学者把这种按西方政体框架无法归类中国政体的案例概括为“利玛窦困惑”。17的确,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国政体有着中华文明自身特有的“文化基因”,决不能按西方政体分类简单剪裁之。就梁启超而言,虽然他极力反对袁世凯更改中华民国共和政制奠基以来之国体,但他并不看重国体而是更看重政体,认为变革国体乃革命家所为,政论家只能就政体问题发表意见:“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岂惟政论家为然,即实行之政治家亦当有然。常在现行国体罄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也。”18在他看来,政体问题却关乎国家治乱之大原:“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19

  

   作为领导革命建国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其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属性决定了其所追求建立的新国家之政权性质。只有首先明确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政权性质才能确定。毛泽东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20政体的具体制度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早在1937年,针对外国记者关于“民主集中”的困惑,毛泽东颇为自信地指出:“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21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对于中国都属必需。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把民主集中制明确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所在,报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这个制度已经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现了它的优越性。”2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反复强调要不断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这项制度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变成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23

  

   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对于中国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国体与政体问题,习近平指出,国体与政体问题在新中国制定的社会主义人民宪法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得以确立,由此确认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导权:“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24我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特别是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25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国体是前提和基础,国体高于政体,政体是国体的制度延伸和实践路径,是保障国体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国体叙事,深知此关乎党的政治领导权与合法性,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稳定,关乎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落实。

  

   二、委托政治与实质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特质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6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7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坚船利炮,腐朽的朝廷屡战屡败,特别是在经历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政体分类学说影响,认为这并非旧式战争,而是两种制度之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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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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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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