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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广义资本理论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均衡性规定

更新时间:2022-11-20 00:54:14
作者: 党国英 (进入专栏)  
产生多重影响,我们在后文会做必要的具体讨论。

  

四、对几个主要分配关系的一般性讨论

  

   分配作为各类资本在生产与服务中彼此竞争的结果,不仅会产生收入的差异,也会产生货币收入差异以外的其他利益关系,其中包括依附关系。全面分析这些关系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关心家庭内部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慈善行为关系以及狭义的资本与劳动关系中的分配问题;人们关于分配公正性的心理纠结也主要与这些方面的利益关系有关。下文对这几方面关系的分析将尽量避开教科书式的成论,有针对性地批评知识界的老套观念,回应社会舆论关于分配公正性问题的主要关切。

  

   (一)家庭在分配中的意义

  

   目前我国理论界所谓“三次分配”的说法忽视了家庭在分配中的意义。一个社会规模最大的分配活动发生在家庭内部;家庭伦理与制度文明程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大影响。家庭是一个经济合作单位,合作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以及长辈与晚辈之间。

  

   异性之间的合作是人类最重要的合作方式之一,异性之间的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活动之一。异性之间为性满足而分次合作交易会有一定的定价成本,依靠婚姻制度结成家庭以后,定价成本近乎为零。所以体现性别平等的家庭伦理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亲子鉴定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家庭制度还可以降低亲子识别失误的巨大风险。更重要的是,家庭制度还深化了抚育子女的性别分工,有利于子女成长。这种分工所产生的隐性交易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定价成本。当然这种结构也会有其他摩擦成本,但一般来说,它要小于交易成本。即使是社会开放度大的欧美国家,成年异性仍大多会组成家庭,证明家庭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有效率的。

  

   基于家庭制度的合理性,政府所制定的影响分配的政策应该支持家庭制度的稳定。个人所得税应该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现在对已经建立家庭的人以个人收入为计税单位显然不妥。更改目前的做法,有利于稳定家庭制度,体现男女平等,也有利于少年儿童获得更好的成长环境。

  

   我们把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也不妨看做一种服务合作。这种关系会因一个家庭成员的年龄不同而不同。我们以一个只拥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为例简要分析这种关系。这种典型家庭的长辈与晚辈之间,除了拥有彼此间的亲情之外,他们还有不同的资源,并借此产生服务合作。晚辈拥有未来远期收入的折现,这是合作的根本性基础。晚辈之于长辈还有怡情功能,达到一定年龄后还有劳动功能。这个都不难理解。另外两个功能及其变化具有超越家庭单位的社会意义。

  

   一是提供安全的功能。人会预期自己老了以后能获得晚辈的帮助。但在传统社会,晚辈实际上更多的是提供一种威慑力,以降低家庭成员受到侵害的概率,而对长辈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意义不大。这是以往时代“多子多福”观念的基础。失能老人由子女来照顾,比起社会化的照顾,在经济效率上是一种损失。我们略去一些逻辑分析展开的环节,可以指出,现代社会多种条件的产生已经使晚辈提供家庭安全的功能变得不再重要。

  

   二是满足生命崇拜要求的心理抚慰功能。死亡恐惧是人类进化形成的一种特质。各民族古代神话传颂不衰已经证明人们有生命不朽的愿望。这种愿望的现实关照是人们希望子嗣延绵,生命在代际继承中得到延续。人们创造的财富希望由子女继承。

  

   以上诸种家庭功能使社会大量财富的分配基本不需要市场定价,节约了交易成本,或者说使交易成本实现了家庭的内部化,应该在政府制定分配干预政策时予以考虑。国家政策与官方舆论引导机构应保护这种有效机制。一是应充分肯定家庭长辈呵护自己的子女,不提倡人们牺牲子女的合法利益而优先从事社会慈善活动;二是应支持子女继承家庭长辈积累的合法财产,避免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继承税。我国家族信托制度很不完善,信托税收制度缺失,不利于遗产继承。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缺乏针对民事信托非交易性过户的专门性规定,因此税务机关普遍将信托财产的置入视为一次性市场交易行为,由此产生了高额税负[6]。三是应继续完善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支持社会养老机构的发展。

  

   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产生了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在农村扶贫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并特别倾向于将农村妇女作为接受贷款的对象。2015年,我国各级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1。但从严格的计量研究看,小额信贷对持续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7]。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带来一个社会贫困的原因,也是家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基本问题不解决,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二)政府公共服务中的分配问题

  

   政府拥有政治资本,并藉此提供公共服务。经济学家在严格假设下建立了公共品供求均衡分析模型,但因假设条件在实际中很难出现,均衡也难以建立。政府服务的代价是税收的一部分,通常更大的比例是超出服务价值的“销售额”。例如,政府实现转移支付1万亿元,而税收是1.2万亿元。关于税收的“林达尔均衡”有认识上的启发性,但不是财政制度运行的一般情形。关于与分配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以下几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

  

   第一,公共服务由谁提供?典型的公共品包括安全、环境、平等、秩序、基础教育以及基础医疗卫生等。这些公共品的每一项并不是同质的,而是与使用公共品的共同体大小有关。概括地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地方政府提供接近规模中性的公共物品会更有效率。社会组织也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社会经济活动的局部分支的某些公共物品,例如行业秩序,企业的行业组织就可以提供。且从信息传播效率的角度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做决策时利用信息的效率更高。有的类别的公共服务具有可分解性。例如安全这种公共品,有一般的国防安全、宪政安全,也有地方治理安全,相应地可以有全国范围执法的国民警察与区域性的地方警察。概括地说,政治资本的配置应该具有统一与分散相结合的结构,中央政府提供基础的、规模效益高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提供接近规模中性的公共物品。

  

   第二,政府在多大规模上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规模的变化受到作用相反的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技术进步是减少公共服务规模的因素。因技术进步,人们的算计能力增强,交易成本会相对下降,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被内部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使得一些原来被看做公共品的对象,不再成为公共品。企业规模的增大也有这种作用。例如饮用水,在古代社会更多地会被看做公共品,有的地区还因争夺水源发生战争。现在不同了,饮用水可以被当做私人物品向社会提供。中高端饮用水的供应基本完全被市场化,一般的城市自来水供应也有一定的竞争性。现代交通服务也是如此。铁路、航空、高速公路与一般道路等诸种方式之间已经有明显的竞争性,与古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变化是增加公共服务规模的因素。有的现代社会的公共服务之所以成为公共服务,并不是市场不能定价,也并不是交易成本太高,只是因为市场定价的结果与意识形态有冲突。这是一种人们“不愿算计”的情形。因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们之间的收入必定会有高低之分。在社会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人们把人力资本水平低的人群获取低收入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社会进步之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教育、基本食物与医疗资源的分配也与此类似。这些方面的改善必须惠及穷人,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准则。这种关于社会公正观念的变化,成为政府扩大公共服务的推动因素。有研究文献对政府这方面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斯特劳斯对非洲国家的研究,以及迪欧拉里卡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基础营养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农业工人的产出,农业工人的体重/身高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他们的日工资就会提高一个百分点。斯卡洛普劳斯对22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平均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7%、16%和13%。可见,基础教育投入的公共性意义更大一些。

  

   以上两种作用相反的因素会使政府公共服务规模朝哪一个方向变化,笔者尚难下定论,这里只是指出这种联系的存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看,公共品占全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总体在扩大。公共品规模的扩大表现为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近代以来不断增加。

   第三,如何避免政府人为制造公共性问题?关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规模问题,能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即政府有可能人为导致公共品的产生,形成公共服务的过度供给。如,美国1920年开始实行了十余年禁酒令,便形成了一项实际多余的公共政策,既牺牲了平等,又损失了效率。中国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却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样一个公共性问题,也与既往的政策有关。这使政府增加了一项艰巨的公共服务任务。再如,中国因政府政策产生了居民以多层楼房为主的居住形态,这使居民社区存在突出的公共性问题,及至楼房接近物理寿命时,会产生无解的公共性问题,也会增大政府公共服务的压力。类似问题不胜枚举。因此,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建立科学的政策效率的评价系统,时刻防范公共服务产生“自增强”的现象。

  

   解决好以上问题是政府充任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主体、建立分配公正的前提,否则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不仅不能解决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反而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第三次分配”中的公正性问题

  

   我们把慈善事业定义为在政府之外的人们之间的财富转移,主要是富裕人口的财富向贫困人口的财富无偿转移。目前,社会上流行把慈善事业看作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其实,如果我们把家庭组织内部的财富再分配算进来,慈善事业其实是国民收入的第四次分配。当然,怎么称呼它不是很重要,我们姑且接受流行的说法。但是,弄清楚这种社会行为的机制很重要。

  

   第一,在严格假设之下,慈善活动中的效率最大化均衡是存在的,且不一定是转移支付导致的收入平等化水平。

  

   假设1.有两个人,富人与穷人,慈善活动的初始状态是富人有钱,穷人没钱。

  

假设2.财富的边际效用是下降的,即效用曲线斜率变动的绝对值随财富增加呈减量变化(二阶导数小于零)。微观经济学通常假设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不变,但这个假设在较长时段里,且不包括存量财富的情况下,才符合实际。慈善活动涉及的时间较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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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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