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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纪念赵宝煦先生诞辰百年文记

更新时间:2022-11-19 10:28:58
作者: 王浦劬 (进入专栏)  

   解放后,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一如既往,并且集中体现在对于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国家发展的强烈关怀之中。

   主权对于现代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是先生的首要关怀。他阐述,“现今的国际社会就是由许多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这是一个不容否认,也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从《联合国宪章》到各种国际法律重要条约、协定和文件,无一不是以坚持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历来坚持主权原则,在国际交往中,主张国无大小,一律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坚持的主权原则,特别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拥护。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争得今天的独立。因此他们要不惜牺牲一切来维护本国的主权。”

   对于西方学者打着反对“绝对主权”的幌子而鼓吹“主权过时”的观点,先生剖析指出:“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完全的和绝对的主权,是不可能的,也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中国从来不曾主张过这种实际上无法存在的‘绝对主权’。试看中国一向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头一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相尊重的‘互相’二字,就是限制,就是彼此都承担义务。其他四项原则,也都是互相对等的,互相限制的。有人认为:各国间所有一切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使权力的彼此限制。由此可知,……中国一向坚持的主权原则,因为是客观存在,故不可能过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的主权原则是否过时,应由国际社会实践来检验。既然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各自拥有独立主权的大小不同国家所组成,那么,衡量一种主权观的是否进步,是否过时,其标准,只能看其是否平等互利,有助于彼此发展”。

   主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与领土不可分。主权对内方面的至高无上性是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的。各独立国家间互不侵犯领土完整,是维持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事关祖国的统一,这是作为跨越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不同时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政治关切,先生就此指出,“中国的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局面,是在中国发生革命时期,由于外国武力强行干预而造成的。四十年来,双方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而各自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台湾和大陆必须结束分裂的局面而实现统一,又有必要保存两种不同的制度。就是说,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国两制’。这样做,是符合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设想的一个国家长期分裂,又各自施行不同制度的两部分之间,和平统一方案的最佳选择。一国而不是两国,是指主权的统一;两制,是指各自继续施行自己多年施行的制度而不强行改变。”

   对于亲身经历国家四分五裂、遭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悲惨历史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国家的统一和尊严高于一切,对此,先生强调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十二亿中国人民最齐心协力坚持的民族大义。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极度敏感而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挑战。”“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这就是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当中国人感到自己的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受到挑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自身所有的一切,并且尽量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捍卫它。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生的爱国主义还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国家繁荣富强的渴望和信心。在强烈的拳拳爱国之心驱使下,先生在建设时期一如革命时期,以社会发展的真理、国家的富强和文明作为自己人生追求。

   解放后,先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信心和渴望始终如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得先生倍感振奋,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必然使得中国走向富强,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先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追求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是理性的、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富有的,适合人类个性发展的理想社会。”

   从爱国主义的起点出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先生追求理想、光明和崇高的人生特质和格调一以贯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先生的爱国主义逐步与他对于民主和科学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现出一体两面的思想特质,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的有机结合,即在爱国主义总体思想脉络下,既追求民族的独立自主,又向往国家的富强文明。追求民族的独立自主,更多强烈表现为先生民族主义的信念,而向往国家的富强和文明,在政治学层面上则体现为先生对于人民民主主义和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

   (二)  马克思主义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和指南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的多年钻研,使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观点具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其建构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阐述的政治思想,主体内容是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首要的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对此,先生认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必须严格遵循其原意,掌握其精髓。为此,先生对于“以恩解马”(以恩格斯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以苏解马”(以苏联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以西解马”(以西方学者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的说法和做法未予认可,而积极赞成“以马解马”,“即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原话中寻找马克思的本意”,然后紧密结合发展着的历史实践给予科学的解释。

   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体系和内容,实际上都是政治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政治学的理论。它主要解决的是政治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适宜人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却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先生的政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主体内容的特点,集中体现在1980年我国政治学科恢复重建后先生主持编写的第一部政治学原理作品——《政治学概论》中。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参考邓初民先生《新政治学大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建构阐述了新时期我国政治学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邓初民先生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新政治学大纲》,在绪论之外,包括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其基本逻辑特征“是它把政治关系的运动法则放置在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上,而以‘阶级矛盾’为政治关系之基本内容,同时它不是把国家这一单纯的政治机构作为它的全部对象,而是把全部政治范畴,例如政党、革命、那种在政治上最高基本的指导力量、那种在政治上奠定千百万人生命过程的政治运动都作为它们对象的。”参考这一逻辑,先生主编的《政治学概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路径,坚持以阶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贯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阶级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并且以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民族论和国际社会论作为体系主干,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内容作为基本论述,成为我国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此后的政治学研究中,先生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政治发展实际,积极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思想,努力阐发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由此使得先生的政治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立场和深厚底蕴。

   其次,先生坚持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政治学研究。

   先生明确指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我国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对此,先生不仅具有明确而坚定的认知,而且具有丰富的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进步立场。这就是我们从事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科学认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宇宙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正因为如此,先生认为,我们研究政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否则,不但无法满足科学性的要求,而且还将迷失方向。”“我们这里说的指导思想,既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束缚科学发展、束缚思想发展的清规戒律。首先,它不是以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主观意图,强加于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其次,它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不能违反科学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再次,先生主张在研究和实践发展中,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先生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基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客观实践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建设实践将不断提出许多疑难问题,要求政治学给以科学回答。”“首先,思想上必须明确:中国人进行政治学研究,双脚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要熟悉中国国情,要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先生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它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变化了,人的思想认识就也要跟着发展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的发展的科学,而不是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强调,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誉。说马克思主义遇到危机了,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危机。教条主义遇到危机是好事。有这个‘危机’,被歪曲、被束缚住了的马克思主义才得到‘转机’,才可能恢复其原有的勃勃‘生机’。”

   在实践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先生就此阐述,“政治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中央针对时弊提出的这四个字,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人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变化了,人的认识也要随之变化。……例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变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组织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原则,并非全部适用于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不变,但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二者的方针政策岂能完全雷同?”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来说,科学创新是其发展的强大动力,先生就此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敢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话讲得非常好。政治学研究要敢于创新,是指刻苦钻研、全面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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