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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从本体论向修辞学的突破——论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

更新时间:2022-11-18 09:58:54
作者: 邓晓芒 (进入专栏)  
它不过是希腊本体论的升级版。希腊本体论“建筑在语言的事实性之上,因为它从陈述出发思考语言的本质”,而诠释学的本体论则不过是将这种“陈述”升级为不是个体的独白,而是“对话”,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相互理解”。同时,这种相互理解还不仅被理解为一种语言现象,而且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生活过程”:

  

   一切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形式都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语言。因为语言按其本质乃是谈话的语言。它只有通过相互理解过程才能构成自己的现实性。因此,语言决不仅仅是达到相互理解的手段。

  

   但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是:语言究竟只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过程”,还是全部生活过程?它所表达的只是我们的“世界观”,还是整个世界本身?这里似乎又回到了康德的老问题:我们所认识的究竟是现象,还是自在之物?不同的是,伽达默尔不是用“划界”的方式来回避这一矛盾,而是用“扩展论”取消了两者的对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语言世界并不是一种阻碍对自在存在认识的栅栏,相反,它基本上包含了能使我们的观点得以扩展和提升的一切……每一个这样的世界由于作为语言构成的世界就从自身出发而对一切可能的观点并从而对自己世界观的扩展保持开放并相应地向其他世界开放。”对于诠释学本体论来说,这一点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衡量自己世界观不断扩展的尺度不是由处于一切语言性之外的‘自在世界’所构成。相反,人类世界经验无限的完善是指,人们不管在何种语言中活动,他们总是只趋向一种不断扩展的方向,趋向一种世界‘观’(Ansicht)”。但与此同时,伽达默尔又承认:“世界没有人也能够存在,也许将存在,这一点绝对没有人怀疑。它的相对性乃在于所有人类-语言地把握的世界观生活于其中的感官意义部分。一切世界观中都提到世界的自在存在。世界就是语言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与之相关的整体……世界自身所是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与它在其中显示自己的观点有区别”;而一旦把“自在存在”与我们的“观点”对立起来,那就不能不要么是神学地思考,要么是唯我论地(撒旦式地)思考。但这种“扩展论”的解释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推延了问题。

  

   我们人类的语言的确可以扩展到人类以前甚至以后的世界的“观点”,但永远也会有扩展不到的地方,有限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无限。伽达默尔要为自己的诠释学提供某种“本体论”基础,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这种本体论(哪怕是动态的和扩展性的本体论)的基础永远不可能成为“语言学之后”的基础,而顶多是语言经验或语言现象的实证科学的基础。沿着这样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真理论)的方向,我们达到的不可能是语言的形而上学,而顶多是语言中的一个维度即陈述句的形而上学(这其实就是传统的存在论:“是”的形而上学)。据笔者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将语言的存在论至少是暂时地和语言的形而上学切割开来,把前者当作语言的形而上学的准备,而后者则是语言在这一准备的基础上向自身的形而上学的提升。语言的存在论既不承认个体主义的“内在语言”,也不是上帝授权人类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的语言构造性”,而是对人类及其语言在生产劳动中的起源的实证分析(经验人类学分析),或者说实践唯物论的存在分析。当这种分析提升到哲学人类学,而对与之伴随的语言发生学作现象学分析时,所研究的对象就已经超越于存在论之上,或将存在论置于“括号”之中,而上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分析了。

  

   诠释学本体论和“语言学之后”的区别

  

   由此可见,笔者主张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与伽达默尔的语言的诠释学的本体论的区别就在于,我要做的是把语言的形而上学从传统的本体论中提升起来,使其不受这种本体论或存在论(是论)的局限,从而能够将语言的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融合为一体;而伽达默尔却只是努力将本体论(存在论)从洪堡的语言经验即比较语言学的经验中提升起来,使其从有限的经验在主体间和历史进程中上升为无限的标准,以达到全面的“真理”。但这无限的标准仍然只是语言中的逻辑功能的标准,只不过不再是一次性地规定好了的标准,而是在“对话”的语境中将非逻辑功能(象征、隐喻、类比、游戏等)“扩展”进来加以不断重塑的标准。他将海德格尔好不容易解构掉的传统形而上学又以新的方式(诠释学的对话方式)恢复起来,而拒绝了哲学走向“诗化”的方向。就这一点而言,他比海德格尔离我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更远,而离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更近。他借批评海德格尔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后来却完全放弃了诠释学概念,因为他发现,他用这种方法并不能突破先验反思的禁区。他的哲学思考尽管试图把抛弃先验概念作为“转向”,但却日益陷入一种语言困境,从而使许多海德格尔的读者认为在他的转向中更多的是诗而不是哲学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当然是错的。因此,我自己的动机之一就是试图找到可以指明海德格尔关于并非在者存在那样的存在的讲法的道路……我自己的观点使我发现,只要思考者相信语言,也就是说,只要他与其他思考者和其他人的思想进行对话,那么任何一种概念语言,甚至包括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语言都不会成为思想无法穿透的禁区。

  

   伽达默尔其实就是想借助于语言的非逻辑功能来穿越传统形而上学语言为这种非逻辑功能所设的“禁区”。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存在”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公式(或“讲法”)是一种必须抛弃的“先验反思”,这使海德格尔从哲学转向了诗;伽达默尔则试图沿着旧的“讲法”去寻找新的“道路”,这就是“相信语言”,在与他人的思想“对话”中使任何概念语言、包括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都用来表达非逻辑、非概念的“意谓”。这就能够使传统形而上学丰满起来、灵动起来,既是“诗”,同时又是“思”或“哲学”。海德格尔背离哲学而迷失于诗中的困境由此而被收拾起来,重新踏上了新版的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道路,这就是通过“在对话中领会原始的语言现象”,而“把德国唯心主义作为思辨方法加以发展的辩证法从诠释学上重新返回到生动的对话艺术……它乃是对以绝对唯心主义完成的近代辩证法方法理想的纠正”。伽达默尔自认为他这是在把海德格尔观点的“彻底化”,因为“正是后期海德格尔本人为了避免形而上学语言而发展出他半诗化的特殊语言,这种特殊语言从一开始就试图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并给人提出一项任务,即要经常能够成为这种语言的翻译者”。而这一任务就是哲学诠释学所努力要完成的“理解”的任务。

  

   所以,就伽达默尔力求将语言的两种功能即逻辑功能(“先验反思”)和非逻辑功能(“对话艺术”)辩证地结合起来而言,他又比海德格尔离我的“语言学之后”更近。“语言学之后”在这两种功能之间不偏于某一方,但却将逻辑功能视为非逻辑功能的“自否定”的结果。而这种自否定反过来会在对话中将非逻辑功能引导回它原始的发源地,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方式完成语言的自身“扩展”,以至于建立起人类趋向无限的“世界观”,以及世界的原始结构的“语言性”,也就是“诠释学经验的语言性”。我们不需要再从这种语言性返回到“诠释学的本体论”或任何一种本体论,以之作为整个理论的最终归宿(如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因为在这种语言性的形而上学视域中,“本体论”(存在论、是论)已经被扬弃了,或者说,被置于“括号”之内存而不论了。当然它也并没有被取消,当语言性被质问其本体论根据时,它的确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合乎“科学”的方式这样回答:人是语言性的动物(这是“人是逻各斯的动物”的正解),是整个宇宙自然发展的产物;因此,在人类产生以前,人和人的语言性都是整个大自然本身潜在的本性;在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界的本质才在人类语言中得到了迄今为止最高、最充分和最深刻的呈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从自然历史的整体来看,自然界本质上是语言性的。马克思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

  

   笔者由此引申出一种新型的、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之上的“本体论”,它是哲学的,甚至是“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但不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都对“形而上学”不屑一顾,因为西方形而上学要么是“物理学之后”而排除了人文科学,要么是通往神学的。但从上述“人学世界观”或“人学本体论”中,却可以引出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语言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之后”。因为“人”就是“语言性”的动物,语言性不是人的属性之一,而是人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只有当我们从现象学的高度来直观它,而不是局限于它的存在论基础时,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当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异化即人和自然的对立的扬弃称之为“共产主义”,并认为这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时,他对这个答案的描述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但他在这里的着眼点还只是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谈到语言问题。而在稍后几页谈语言时,仍然是把语言归结为“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因而称语言“也是感性的自然界”。但如果我们真要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来看待这种“自然主义”,那就势必要把语言本身而不仅仅是它的自然的“要素”作为考察的对象,由此才能建立起一门非本体论或超本体论的语言形而上学。在这种形而上学的眼光下,语言不只是作为“思维本身的要素”而成为“感性的自然界”的一种存在形态,而且是作为这个感性的自然界本身的“语言构造性”而成为世界的“本质”,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世界的“本质还原”(胡塞尔)。

  

   显然,笔者的这种人类起源论和语言发生学,是凭借自然和人(及其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历史形成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在其中,需要有一种现象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及其语言)的关系,而不能一味纠缠于传统本体论的“自然科学”眼光,后面这种眼光是一定会陷入主客对立、人和世界的对立的。在伽达默尔那里,所谓“语言的诠释学本体论”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层次划分的意识,虽然还带有某种二元论倾向。如他一方面主张(如前所引)“世界没有人也能够存在,也许将存在,这一点绝对没有人怀疑”,显然,这种世界的存在是超越于人之外、因而超越于语言之外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状态的相对性,因为它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甚至还认为,“我们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相对于被作为存在物所认识和看待的一切都是先行的。因此,语言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意味着世界变成了语言的对象。一切认识和陈述的对象都总是已被语言的世界视域所包围。这样一种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并不意指世界的对象化”。这里有两个层次,从本体论层次上看,我们承认有一个在人类及其语言之先即已“自在存在”的世界,它在没有人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即使将来人类灭亡了,它还将继续存在;但他同时又认为,我们在语言中“绝对地”表现了“世界本身”,人类的语言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这意味着并没有什么在语言之外或之先存在的“世界本身”,或者说,语言“先行”于它所认识和看待的存在物。显然,这个语言的世界是不能从本体论上来理解的,而只能从超越本体论的层次上来理解。

  

如果要从本体论层次上来理解人的认识和自在之物的关系,伽达默尔走的还是康德-费希特的老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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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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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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