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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中的价值判断

更新时间:2022-11-18 08:52:23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价值判断是刑法教义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犯罪论体系的合理建构,因而需要认真对待。德国学者伯恩·魏德士(Bernd Rüthers)在论及法教义学中的价值因素时曾经指出:“教义学的一切概念、分类和原则本质上都与价值有关。不涉及价值的教义学是不存在的。教义学总是受到‘世界观’的影响。它原本就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实质的目的(materiale Teleologie)。”因此,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是密切相关的。然而,价值判断本身又是一个十分难以界定的概念,以至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发出以下感慨:“无止境的误解,尤其是术语上的、从而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争执,都是从‘价值判断’这个词出发的。”由此可见,在刑法教义学中采用价值判断的命题是存在相当风险的,本文试图在揭示与界定价值内容的基础上,对价值判断在刑法教义学中的地位与功能进行阐述。

  

  

   一、价值判断的界定

  

   “价值”这个概念,在刑法教义学中是经常使用的。“价值”一词来自于哲学,即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近代出现的一种哲学流派,在此之前的古典哲学,其内容囿于本体论与认识论,属于存在论与知识论的哲学。价值哲学的出现拓展了哲学研究界域,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哲学研究内容,从而为价值分析方法的普遍适用提供了条件。德国学者文德尔班(Windelband)被认为是价值哲学的首创者,在他看来,哲学是关于一般价值的科学,研究绝对价值判断原理;而其他科学的课题则是理论判断。文德尔班论述价值判断与其他理论判断的区别时举例说:当我们说“这东西是白的”的时候,我们是在陈述一种客观事物所呈现的性质;而当我们说“这东西是好的”的时候,我们是在陈述一种客观事物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东西是白的”是一种事实判断,“这东西是好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具有客观真实性,而价值判断则具有主观偏好性。

  

   价值判断是基于价值所作的判断,因此,在价值判断中价值是判断的根据。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事物所作的评价,就是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判断是一种评价,评价虽然是以一般认知为基础的,但评价与一般认知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为评价包含了主体的主观倾向,而一般认知尽管也会受到前见的影响,但主体都会尽可能地对认知过程保持某种客观中立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价值判断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我国学者指出:“评价是一定价值关系主体对这一价值关系的现实结果或可能结果的反映。或者换一种说法:人们对自己价值关系的现实结果或可能结果的认识,以各种精神活动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评价。”在刑法教义学,尤其是犯罪论体系中,包含了各种认知活动,其中也离不开价值判断。例如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杀人这是一般认知活动,其中被害人是否死亡的判断甚至是一种科学认知活动。杀人虽然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性质,但只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才是犯罪行为,如果是正当防卫杀人则是合法的行为。在此,剥夺生命的非法性的判断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刑法教义学中正确界定价值判断,需要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规范判断和实质判断加以区分。

  

   (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其目的在于确定某种客观存在,因而这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例如人是张三杀的还是李四杀的,这就是一个事实问题。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而事实判断具有客观性、中立性和价值无涉性。对于人是张三杀的还是李四杀的这个问题,无论我们希望是张三杀的而不是李四杀的,或者相反,都不影响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价值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它是带有主体偏好的评价性判断。例如,张三是当地一霸,李四将张三杀死,被誉为为民除害,这就是对李四杀死张三这一杀人行为的一种价值判断。由于对任何事物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因而相对于事实判断具有结论的唯一性而言,价值判断则更容易存在争议。例如对于张三,有些人说是好人,有些人说是坏人。因此,对于杀死张三,有人叫好,有人称坏。这种判断结论的差异反映了对杀死张三行为的不同评价,因而价值判断具有多元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事实判断是以判断客体为取向的认知活动,其本质在于把握客体的真实面目,因而在判断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摒弃主观情感。而价值判断是以判断主体为取向的认知活动,其本质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价值关系的评价,因而价值判断必然反映特定主体的主观愿望。

  

   刑法教义学中的犯罪论体系包含了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因而在犯罪认定中既存在事实判断同时又存在价值判断。然而,如何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却是在刑法教义学中长期以来存在观点对立的一个问题,正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对峙推动了刑法学术的演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经由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再到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犯罪论体系的演变史就是一个从存在论的犯罪论体系到吸纳价值要素,逐渐向价值论的犯罪论体系演变的过程。当然,这种演变的结局并不是以价值论取代存在论,而是形成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相融合的犯罪论体系。纯粹的价值论的犯罪论体系和纯粹的存在论的犯罪论体系一样,都是片面不可取的。

  

   刑法教义学中以李斯特(Liszt)为代表的古典的犯罪论体系是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古典体系以自然主义的因果性和心理性,着眼于外部事实因素,强调行为的物理特征和责任的事实状态,试图建立如自然科学般精准的犯罪成立理论。”例如李斯特对行为采取的是因果行为论,这是一种将行为建立在因果性之上的行为理论,它最为真切地反映了李斯特的自然主义刑法观。李斯特指出:“行为概念不同于具体的行为本身,行为概念源自于对具体行为的抽象。这些具体行为是外界的显而易见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由人作用于他人或作用于物造成的,而这种作用是基于意志的我们身体运动的结果。”在李斯特的行为概念中,行为是由主观的任意性与客观的举止性这两个要素构成的,并且主观意思是原因,客观举止所引发的外在世界的改变是结果,刑法中的行为就是这样一个因果历程,因而李斯特的行为论称为“因果行为论”。因果行为论严格地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具有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性。李斯特甚至对具体犯罪的罪体进行自然主义的描述,例如把侮辱行为描述为引起空气流动并使神经受到刺激的过程。虽然因果行为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刑法中行为的自然属性,但它并没有揭示行为的价值内容,因而具有片面性。

  

   在因果行为论之后,德国学者韦尔策尔(Welzel)提出了目的行为论,强调目的在行为中的主导作用,相对于李斯特关注行为因果性的观点,是对行为概念的一次观念的革命。韦尔策尔批判了因果行为论,认为“因果行为论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忽视了操控性的意志所具有的构建行为的功能。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摧毁了这一功能,使行为变成了一种单纯由某个随意的意志活动(“任意活动”)所引起的因果事件。”在批判因果行为论的基础上,韦尔策尔提出了目的行为论,指出:“人的行为是对目的活动的执行。因此,行为是‘目的性’,而不是纯粹‘因果性’事件。目的性的活动是被人有意识地引向目标的一种作用,而纯粹偶然的因果事件则不受目标的操控,它是由各种现存之原因要素偶然引起的结果。”目的行为论与因果行为论相比,在刑法的行为概念中引入了目的性的概念,并将之取代因果性而成为行为概念的核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果行为论的机械性,并赋予行为一定的能动性,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当然,目的行为论仍然属于存在论的行为概念,只不过将行为概念的本体性要素从客观因果性转变为主观目的性。因果性与目的性都属于行为概念中的事实性要素,因此,目的行为论仍然排斥在行为概念中的价值要素。无论是因果行为论还是目的行为论,都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界定刑法中的行为,因而这是一种“裸”的行为论。

  

   在此之后,社会行为论开始在行为概念中引入社会评价这一价值要素。社会行为论是德国学者埃贝哈德·施密特(Ebcrhard Schmidt)在修订李斯特的德国刑法教科书的时候提出的,它并不是对因果行为论和目的行为论的彻底否定,而是在行为的因果性与目的性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性要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果行为论的机械性与目的行为论的片面性,由此发展成为社会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又称为社会的行为概念,以此区别于自然的行为概念。德国学者耶赛克(Jescheck)与魏根特(Weigend)指出:“如果能找到一个评价种类的上位概念,该观点使在存在领域不可结合的要素在规范领域结合;那么,就可以将作为和不作为置于统一的行为概念之下。这种综合法必须在人的态度对环境中去寻找。这是社会行为概念(sozialer Handlungsbegriff)的意义。根据该行为概念,行为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人的态度。”在此,德国学者揭示了社会的行为概念中的两个重要内容,这就是社会重要性和人的态度。社会行为论将价值要素引入行为概念,由此克服了本体论或者存在论中的行为概念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例如因果行为论对不作为缺乏有力的解释,因为在物理意义上不作为是一种“无”的状态,无中不能生有,不作为的行为性难以在自然意义上获得。只有采用社会重要性和人的态度的价值判断,才能在规范层面肯定不作为的行为性。而目的行为论对过失行为不能作出正确描述,因为过失行为本身不具有目的性,而将盲目性也解释为目的性,显然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可见,在刑法教义学中,事实性要素是基础,但价值性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将事实性要素与价值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解决刑法教义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当然,社会行为论也存在不足,主要是社会重要性这个概念的含义较为宽泛,缺乏明确的界定。因此,德国学者将社会行为论中的社会重要性和人的态度这两个要素进行综合,由此引申出人格行为论。人格行为论亦称为人格的行为概念,例如罗克辛就是人格行为论的倡导者,认为人格的行为概念不仅完整包含了事件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完整包含了这个事件本身的整体。在人格表现的判断中,要接受主观的目标设定和客观的效果,个人的、社会的、法律的和其他的评价,这些必须全部在一起才能详细阐述它的意义内容。因此,在罗克辛看来,人格的行为概念中既有客观要素又有主观要素,既有事实要素又有价值要素,这是一个综合的行为概念,它既具有联结功能,又具有界限功能,因而是一个功能的行为概念。人格行为论将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行为的本质,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规范判断与价值判断

  

“规范”在伦理学和法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然而其含义具有多重性。在法学中,规范是指法律规范,因此规范判断是指根据一定的规则所进行的判断,规范判断是规范学科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法。规范判断具有一定的规范根据,因而其判断标准具有明确性和确定性。与之不同,价值是根据主体的主观偏好所做的判断,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会出现各种价值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定的途径达成价值共识,由此形成价值规范。德国学者哈贝马斯(Habermas)在论及价值与规范的区别时指出:价值总是带有个体的目的论的特征,而规范总是向所有的个体提出共同的义务规则;价值体系与规范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标准也不尽相同。因此,规范的一致性与价值的个别性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当价值以规范的形式呈现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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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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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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