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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定:因果性与力量——笛卡尔、斯宾诺莎与当代哲学争论

更新时间:2022-11-18 08:44:31
作者: 吴增定  

   【摘要】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与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斯宾诺莎对于前者的批评,无论是在德国唯心论哲学中,还是在当代法国哲学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有两个核心的原则:其一是因果性原则,其二是实在性或力量原则。但是,对于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对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德国唯心论和当代法国哲学给出了不同的评判。德国唯心论肯定了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对于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内在困难的克服,但批评前者缺乏主体性和自由。德勒兹和马里翁作为当代法国哲学的代表则对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给出了截然对立的看法。德勒兹认为,斯宾诺莎将邓·司各脱的“存在的单义性”原则推进至一种彻底的内在性原则,由此肯定了力量的无限能动性和多元性。马里翁则认为,斯宾诺莎的自因学说错失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深刻和谨慎,因为后者认识到上帝作为一个“匿名的他者”不可能被自因概念完全包容。但是,无论德勒兹还是马里翁,都不再关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最重视的因果性原则,而仅仅是强调力量原则。

   【关键词】因果性;力量;上帝;自因;实体

   【作者简介】吴增定,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德法哲学》栏目。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有删减,如需查询,请参考原文。

  

  

   一、问题域和出发点

  

   (一) 关于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哲学的争论

  

   在通常的哲学史叙事之中,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在哲学上的传承关系似乎一目了然。笛卡尔既是早期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又是早期现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而斯宾诺莎(以及莱布尼茨)则被看成是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继承者和完善者。最终,在自康德开始的德国唯心论哲学中,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作为思想来源和批判对象被整合进不同的哲学体系之中。相应地,他们在哲学上的深刻分歧和内在差异也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

  

   但是,这种目的论式的哲学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自身的丰富性和多维性。事实上,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斯宾诺莎,在德国唯心论的同时代以及之后的哲学语境中都有着多重、复杂和另类的思想形象,而如何理解他们在哲学上的共识与分歧更是一个引起持续争论的焦点。自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哲学界的很多重要争论都涉及如何重新理解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以及二者的关系。因此,我们重新探讨斯宾诺莎对于笛卡尔哲学的继承与批评,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历史钩沉,而是试图在新的哲学语境下重新激活他们的哲学思想资源,以思考和应对我们今天的哲学处境。

  

   那么,我们思考与探讨的入手点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当代哲学家芬克(Eugen Fink)对哲学概念所做的一个经典区分。在芬克看来,任何一个哲学家所使用的哲学概念都可以分成两类:“论题性概念”(thematic concepts)和“操作性概念”(operative concepts)。前者是哲学家要讨论的主题或对象,因而往往会获得非常详尽和丰富的讨论与阐释;后者则是哲学家的操作工具,因此其含义通常被看成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频繁地使用。对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来说,实体、属性和样态等概念显然属于典型的论题性概念,因为他们对这些概念的辨析和阐释非常集中和充分。相反,有一些概念虽然也被他们频繁地使用,但却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天赋观念(innate ideas)、共同观念(common notions)或公理(axioms)。显然,它们正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哲学中的操作性概念。其中,因果性(causality)和力量(power)这两个概念的地位最为突出和重要,因为它们不仅贯穿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哲学思考和论证的始终,而且也折射出了他们在哲学上的深刻分歧,甚至对后来的哲学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合理地从因果性和力量这两个基本原则以及二者的关系入手去探讨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在关联和根本分歧。

  

   从因果性与力量这两个原则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提炼出笛卡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帝作为一种无限力量(infinite power)是否超越了作为自然理性或“心灵的自然之光”(the natural light of mind)之根本原则的因果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ausality)?表面上看来,笛卡尔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上帝作为一个无限实体(infinite substance)既是一种无限力量,也是一个超出因果性原则的绝对超越者。由此我们也能理解,笛卡尔的哲学为什么在后世哲学家那里既受到高度肯定,又遭到严厉批评。无论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德国唯心论哲学家,还是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经典现象学哲学家,都一致认为笛卡尔哲学的开创性贡献是奠定了现代的主体性原则,将“我思”(cogito)或主体(subject)视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但是,他们同时批评笛卡尔没有将他的主体性哲学原则贯彻到底,因为他将主体或自我看成是一个形而上学实体,并且根据因果性原则论证了作为最高或无限实体的上帝之存在。换言之,笛卡尔仅仅将主体或自我当成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而非最高的原则,更不是全部。事实上,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上帝作为一种无限的力量超越了主体(“我思”)以及作为“我思”之对象的世界,由此成为沟通“我思”与世界的中介,并且使得对于“我思”和世界在内的“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理解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唯心论哲学家和经典现象学哲学家都将作为超越者的上帝看成是笛卡尔哲学中的传统形而上学残余,并且也认为这是笛卡尔哲学的根本缺陷(bug)。

  

   不过,自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以列维纳斯、亨利和马里翁等为代表的法国“神学转向”(theological turn)的现象学视域中,上帝的超越性非但不是笛卡尔哲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反而被看成是他的真正深刻和清醒之处。与德国唯心论和经典现象学针锋相对,法国“神学转向”的现象学认为,笛卡尔哲学的革命性贡献并非在于提出了主体性的原则,而是反过来强调了主体的有限性和主体性原则的不自足性。譬如列维纳斯就指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三沉思”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清楚地表明,“我思”本身是不完美、不自足、有限的,必须向作为绝对他者或无限的上帝开放,才能获得关于上帝的观念,并且因此认识世界和自身。与此类似,马里翁也从笛卡尔的无限上帝那里看出了一种无限的自身给予(self-giving)或馈赠(gift),而人仅仅是一种被给予的、接受的有限主体。

  

   不唯如此,从因果性原则与力量原则的关系这一视角,我们也能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斯宾诺莎哲学对于笛卡尔哲学的继承以及二者的深刻分歧。而这些问题都远远突破了传统的哲学史叙事模式,尤其是以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论的看法。德国唯心论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斯宾诺莎哲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否定了笛卡尔哲学中上帝的超越性,并且克服了上帝(超越性)与自然(内在性)的二元性,建立了一个以实体为核心的一元论形而上学体系(实体—属性—样态);另一方面,斯宾诺莎恰恰也因此忽视了笛卡尔哲学的“我思”或主体性原则,这就使得他所理解的实体仅仅是一个静止、僵死和无生命的存在者,缺乏主体性或能动性。而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哲学界,德国唯心论的这一看法也受到了挑战和批评。其中,德勒兹和马里翁的看法非常有代表性,不过他们的观点刚好相反。在德勒兹看来,斯宾诺莎哲学不仅克服了笛卡尔哲学的根本缺陷,否定了上帝相对于世界的超越性,建立了一个彻底的内在性原则的哲学,而且不像德国唯心论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静止、僵死和无生命的实体一元论,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关于力量的“动力学”(dynamic)。与德勒兹相反,马里翁批评斯宾诺莎不仅没有克服笛卡尔哲学的所谓“困难”,反而忽视了后者的深刻性。马里翁认为:笛卡尔哲学中的表面“缺陷”或“不彻底性”恰恰是他的深刻和谨慎之处,因为他看到了彻底的内在性原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引出了作为超越者的上帝;斯宾诺莎却完全没有理解笛卡尔的深刻和审慎,而是天真地用“自因”(causa sui)这个含义暧昧不明的概念来试图消除笛卡尔哲学中上帝的超越性或外在性。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判别这些争论孰是孰非,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我们理解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在关联,并且把握到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的深层问题与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从因果性原则与力量的关系角度简要地阐述一下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的共识与分歧,然后具体探讨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的各自分析与论证。

  

   (二) 问题的视角:因果性与力量

  

   前文提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不仅同为十七世纪的哲学家,而且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先驱和推动者。他们在哲学和科学上有着很多的基本共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目的论(teleology)思想的拒斥——尽管他们是出于不同的理由。笛卡尔并没有完全否定目的因(final cause),而是认为物质自然世界的目的是上帝的终极意图,它是人既不可能探知也不应该去追问的东西。对于人来说,物质自然世界就是一个没有目的、纯粹机械运动的力量世界。而在斯宾诺莎看来,目的因首先在逻辑上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因为原因在逻辑上应该先于结果,但目的因则意味着结果先于原因。其次,“目的”(finis)在本质上就是人的意愿,也就是说,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自然世界,然后误认为自然万物以及自然世界整体不仅有内在或终极的目的,而且这些目的还符合人的意愿。因此,归根到底,目的因是人的无知和迷信的产物。

  

   尽管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搁置或否定了物质自然世界的目的因,但是他们仍然要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上帝和自然世界的关系。在最宽泛的层面上说,他们都将上帝看成是一种无限力量,并且都是通过因果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causality)来解释上帝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那么,上帝作为一种无限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因果性原则所承诺的原因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原因?上帝作为一种无限力量是否符合因果性原理?正是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就显示出来了。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区分了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这“四因”中,笛卡尔悬置了物质自然世界的目的因,并且将质料因也等同于动力因,最终仅仅承认了“形式因”(formal cause)和动力因(efficient cause)。二者有两个根本区别:首先,形式因强调的是本质(essence),而动力因强调的是实存或存在(existence);其次,形式因意义上的原因外在于并且超越了结果,而动力因意义的原因则与结果是同质的,或者说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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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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