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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20世纪50年代“共同富裕”理念形成及其演变

——以《共同纲领》制定中社会主义目标的讨论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11-17 23:48:23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实现正义与自由的国家。

   (二)《共同纲领》是否写入社会主义目标?

   在《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社会各界围绕是否写上社会主义目标,出现了不同意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新中国必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于是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如有些党派计划解散。部分民主人士认为,建国之后中共肯定搞社会主义,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只有共产党一个党,所以民主党派的寿命不会长。[20]

   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中的“新民主主义”表述时,有些民主党派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提出采用“孙中山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民主主义”三种表述。《共同纲领》起草第三组副组长许德珩提出: 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总纲中应规定这个前途。[21]从理论逻辑来说,作为即将成为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主张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作为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担忧自己前途的民主党派则坚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同时也为自己寻找出路。但在《共同纲领》的讨论中,恰恰相反,出现了相反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不写社会主义,而民主党派则纷纷主张写社会主义。从政治逻辑看,这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正是通过这种与过去的政治逻辑“相矛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哲学上构建了实质正义,以务实的立场逐步创造人民幸福生活。在草案的讨论中,政协代表之间也出现了不同意见。部分代表主张,既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应该在纲领中把这一目标写出来,使全国人民了解未来社会的远景以及共同奋斗的最终目标。另一些代表则认为,在今天的政协中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还为时过早,《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而且新民主主义本身就预示着社会主义方向。

   针对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对《共同纲领》是否写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共同纲领》起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把社会主义写进《共同纲领》的主张,并提出一套以人民幸福生活为最高标准的正义观。“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在共同纲领里面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2]对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做了深入思考与长期探索。

   1. 新民主主义是新型的国家形态

   《共同纲领》对国家性质的表述是“新人民民主主义”,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早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23]在毛泽东构想的新民主主义设想中,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24]并把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融合起来,使新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成为新型国家。这一论述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25]他特别提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26]

   1948年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专门讲了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他指出: 我们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不搞资产阶级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针对“新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等表述,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社会阶级,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不妥,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27]当时,我们接受了“社会化”概念,并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要通过“农业社会化”达到社会主义理想境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让国营、公营经济起到决定作用,也是在社会财富的社会化分配中,保持均衡,使“人民经济”不受经济结构多样化而导致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在13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再次对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做了说明。他指出: 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他同时指出: 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28]在毛泽东的建国构想中,当时的国家既不是欧美国家以所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苏联及东欧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第三条道路,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29]在全国即将结束战争,迎接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不仅考虑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同时始终对当时的经济现状保持冷静、客观的思考,把社会正义的实现适应客观现实,使正义与公平在经济领域看得到、摸得着。其背后存在着共产党朴素的正义观,即不以形式主义国家观掩盖实质主义国家观,在相对安定的经济环境下,让刚刚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分享新国家所带来的利益与期待。

   1948年10月26日,他在修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特意加了一句话:“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30]这是毛泽东明确解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明确回答了虽不写入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本身包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起到纽带与桥梁作用。既然新中国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所有国家制度的运行要以人民的需求为优先,但基于当时的经济结构,不能实现财富的均等分配,特别是四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架构下,社会正义的实现必须考虑允许一定范围内“剥削”的存在,在人民幸福生活需求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寻求有限的正义,以达到经济建设的目的。

   在1949年1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 经济建设方针,去年9月会议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期)、私人资本、个体。……决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好好掌握,使它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防止右倾。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同时指出,不怕资本主义发展,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要利用。要容许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31]毛泽东还用地基和起房子来比喻,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这里毛泽东已明确“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的理念,成为《共同纲领》不写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构成《共同纲领》中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基本内容,[32]同时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上追求的正义观。

   2.“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具体安排,毛泽东在论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时,提出“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的重大命题。随着全国解放,党内部分人中出现了应实现社会主义化,扩大社会福利的主张,甚至有些地方不顾社会结构变化实际,以“左倾”思维没收资本家、富农等财产,以满足获得解放的人民对财产分配的公平。如在东北的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从私人资本那里抓一把的思想及片面的工人福利观点”。另外,强调国家的利益及国营企业的利益是对的,但如果强调这一方面而侵犯了正当的私人利益就会走向另一极端。特别是,在公私合办的企业内,这种只顾公方利益,而不顾私方利益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这一问题涉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在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选择适合实际的社会正义观。

   对此毛泽东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33]“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成为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特别是为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奠定了基础。

   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到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生产为中心,要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获得确实的成绩,如果不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34]对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因素,他强调: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35]同时,强调“党在城市中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并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这些论述“后来构成了‘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的基础”,[36]也标志着新中国“人民经济”理论的形成。

   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讲话中谈到社会利润分配与社会主义问题时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系统的解释,他说: 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公、私有两种意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对资本家担心的“剥削”问题,他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完全废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37]基于历史的环境与发展生产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允许合理剥削的存在,认为这样我们才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的,不然市场过剩。所以我们应该慢慢地准备走上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慢慢准备,经过许多步骤”。[38]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共对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措施,既符合实际,同时追求实质性正义,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刘少奇强调: 社会主义是要没收私人工厂的,马克思说这是革命,毛泽东说这可以和平达到。[39]为此,应符合实际,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在各方利益平衡中一切都可以迁就,但有个前提,即“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不能牺牲的。这也是为建国确立的正义观,既体现社会主义元素,又从实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口号的提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预留足够的过渡期,以满足获得解放的人民利益的实现。

   3.“不写入社会主义”如何成为社会共识?

   在《共同纲领》中不写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共识后,在《共同纲领》讨论、宣传过程中,中共向社会,特别是向民主党派反复解释其意图与意义,使之成为社会共识。

1949年6月15日开始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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