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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力 李禹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更新时间:2022-11-16 19:34:03
作者: 邹国力   李禹阶  

  

   内容提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今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任务。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契合了汉武帝的政治诉求。民族一统是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民族一统就必须进行族群整合。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华夷共祖”民族意识的塑造,为当时的族群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对其后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夷共祖”的民族意识是当今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思想源泉,重新审视与探讨西汉时期的政治一统与族群整合,不仅有利于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历史经验,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族群整合;民族意识;大一统

  

   一、先秦民族观回顾——四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任何思想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经历长时间的孕育。所以,本文在重点探讨西汉武帝时期民族意识形态的同时,有必要对先秦民族观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以展现中国古代民族观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

   吕思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对“民族”定义道:“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文化趋同(对外称特异)性,在具有此特征的前提下由相互认同的人们(称之为族人)组成一个集团,再由若干个这种因为地理、文化、语言、宗教等趋同(对外称特异)的集团组成更大的集团——族群。毫无疑问,先秦时期的四夷五方格局就是以地理分布为主要因素形成的几大族群分布。

   从考古材料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是先有部落,进而形成族群与民族,再进而有早期国家。“一国之元首,即一族之宗子……是一国即一宗、一族之异称”,可见在史前时代,族即是国,国即是族。“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即描述了在三代时期“万邦林立”的族群并立现象。以往学界认为史前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族群为中心而辐射周边的格局,但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呈现出史前中国各部落族群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地域性,正如苏秉琦所谓的“满天星斗”的状态。虞夏时期,中原族群的迅速崛起,不仅拥有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实力,更成为了其他部族所依附的对象,并逐渐成为天下万邦(族)的中心,“中国”观念亦由此而生,故《尚书》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至迟到商代,‘四夷’的概念初步确立,此后华夏与四夷并存的五方格局便成为夷夏分布秩序的终极理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族群称谓大约在商代已经形成,并形成华夏与四夷并存的“四夷五方格局”,这是先秦最初的民族认同观念。《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种认识虽然带着浓厚的华夏中心观痕迹,但是它也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华夏与四裔在文化上的差异性。

   商人本东夷部落,后推翻夏朝而成为“中国”的主人。其后周人也通过暴力征伐取代商人而建立起新的中原王朝国家。周人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集聚当时反商的各族群共同抵抗无德的商纣,这从牧野誓师之辞中可以看出。正因为如此,周人在取得政权后认识到邦国(族群)团结、和谐的重要性,从而制定了以周族为中心的分封制度,并根据血缘亲疏远近及族群差异而制定社会层级的尊卑贵贱及逐渐形成“夷夏之别”的观念。事实上,通常所谓中国古代区别夷夏界限之认识,主要是以华夏文化认同为中心的民族观念体系,也是华夏所崇尚的“礼仪”文明。因为华夏文化观念所包括的,除了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习俗外,还包含大量的国家所需的礼仪制度。

   从三代至春秋、战国,情况更是如此。《史记》记载战国时赵公子成谓夷夏之别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就明确说出了夷夏民族文化认同的差异以及在礼乐、道德上的观念区别。春秋时期,历史沿着两大主线展开。一条主线是从周王朝到各诸侯国,其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公室衰微,出现“陪臣执国命”、阶级冲突和“礼崩乐坏”的情形;另一条主线则是华、夷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夷狄侵扰日甚一日,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这两大主线的交叉导致了当时华夏民族、国家在政治和民族关系上的互动。这种互动导致这一时代的主题沿着上述两大线索逻辑地展开。这个时代主题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华夏各邦国在政治上重整“礼崩乐坏”的局面,将邦国内阶级冲突导致的无序化转向新的社会整合的有序化;另一方面则是华夏民族积极开展了以反交侵为主题的民族生存自救。这种民族的生存自救首先表现在华夏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上。《左传》闵公元年齐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很明显,民族关系的紧张导致夷夏界限及民族情绪的外显。故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为自己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尊王攘夷”应该说是切中了时代脉搏,齐桓公凭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奠定五霸之首的地位,充分说明“尊王攘夷”的时代特征。而在“尊王攘夷”的过程中,黄河、长江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夷、狄在政治上趋于灭亡,而在文化上亦必随诸夏以同化矣。今依陈汉章先生,《补史记十二诸候表》以见当时兼并之略焉。上共百五十余国。”到了孔子时代,“礼分夷夏”的民族观使传统的“夷夏之辨”发生了重大突破。对此,韩愈总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随着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一统”概念的提出和《孟子》“定于一”思想的形成,构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时代热潮。这种时代思潮为日后战国时期“大一统”的民族观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终春秋战国之世,传统“夷夏之辨”仍然余音未了。

   二、西汉武帝时期的族群整合——“华夷共祖”民族观的确立

   由上可见,先秦四夷五方格局下形成的狭隘的“夷夏之辨”,不仅造成了尊夏贬夷的民族歧视,亦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秦汉是古代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翻地覆的时代。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是一次由宗法分封制国家政体和以“诸夏”为标志的早期华夏民族向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和统一的汉民族转化的关键期。它使统一的王朝国家和汉民族在产生、发展的进程中,进入到一种新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自觉状态,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但是,这种国家构建与民族认同的历程并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经历了一个曲折往复的过程。以秦为例,“秦始皇在西到甘肃,北抵内蒙,东至海,东北及辽河以东,南达两广的广大地区,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采取了一系列统一的措施,使先秦以华夏族为主体,包括四周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统于一个国家之内,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虽然秦二世而亡,但是秦帝国大一统的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特别是汉朝建立后汉朝人在一段时间内仍然被称作“秦人”。《史记·大宛列传》中说:“闻宛城中新得秦人。”《汉书·匈奴列传》中说:“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从中可见“秦人”这一称谓已成为华夏民族的代称。

   从汉代起,匈奴与西域各族人民,往往又称汉朝百姓为“秦人”“汉人”,汉朝百姓亦自称“汉人”,汉官吏、军队则自称或他称为汉吏、汉军、汉兵。《后汉书·西羌传》记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言语不通”,将胡汉、夷汉、越汉并称。这样的称谓对于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来说具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它给后继者指明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方向——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并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至汉失天下,一方面,四方少数民族常按朝代名而俗称华夏人为蜀人、魏人、吴人、晋人、齐人、宋人、梁人、隋人、唐人、明人,另一方面,“夏”“汉”作为习惯的族称也被保留下来。它说明自秦汉开始已经逐渐铸就了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构建了今天中国所拥有的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

   “伴随着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也随之而逐渐形成。这种民族意识的最突出特点便是大一统的观念。汉代思想家发挥先秦儒家大一统的观念,将《春秋》大一统当作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使‘大一统’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汉民族自身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所以酝酿于春秋、形成于战国、实践于秦代、完成于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时代思潮。《淮南子·俶真训》曰:“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民族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即不再过分强调传统的夷夏之辨,而是宣称各民族之间以兄弟视之,可谓四海之内为兄弟。这正是“大一统”思想对民族认同意识的影响,也为司马迁《史记》中“大一统”民族意识塑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治思想学说,特别是在王朝统治中占据指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学说,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汉初建国,百废待兴,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统治阶级所接受,汉初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日后的“有为”时代打下了基础。随着窦太后的去世和汉武帝的即位,汉帝国迎来了从“无为”到“有为”的政治转型,而汉武帝在其“有为”的政治梦想下势必重新造就真正的“大一统”,而武帝时代的“大一统”内容不仅包括政治一统、文化一统、思想一统,亦包括了“天下为一”的民族一统思想。正是这种国家、文化、民族的“一统”,构建了武帝时期的王朝气象,并在其后的历程中使人们对汉帝国达成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关于汉代“大一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可谓居功至伟。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正契合了汉武帝“有为”的政治诉求。从“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的记载,可见“德及四夷”与“海内率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契合了汉武帝的政治理想。所以董仲舒所提出的以政治统一为目的、思想统一为手段的‘大一统’思想,亦应和了当时“天下”观念下的民族融合思想,这为司马迁《史记》中“华夷共祖”民族观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虽然强调民族融合,但其仍然未摆脱传统“夷夏之辨”的窠臼。《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从中可见董仲舒心目中“华夷之别”的民族思想,这也是董仲舒民族思想与司马迁“华夷共祖”的民族平等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

从上文分析可知,中国自古以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历史事实看,民族统一则国家强盛,民族分裂则国家衰弱。所以要想实现国家的真正一统,那么民族融合与统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汉武帝“大一统”政治背景下实现“天下”一统的族群整合就被官方提上日程,而实现汉王朝内部的族群整合首先就需要构建关于民族一统的理论依据,而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在汉武帝时代正在形成的“圣王同祖”“华夷共祖”观。在汉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圣王同祖”“华夷共祖”是人们较为普遍的认识。不论是国家起源还是民族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以极其开阔的视野,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将东西南北的“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包括中国四边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到华夏的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并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正是这个观念构成了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渊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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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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