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庆善:百年红学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2-11-16 09:32:14
作者: 张庆善  

   《红楼梦》产生在中国清代的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几乎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同时,脂砚斋就开始评阅《红楼梦》。如果把脂砚斋看作第一位“红学家”的话,那么红学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说“百年红学”呢?因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红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其实只有一百余年。1904年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现代红学的开始,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

  

   那么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以来,百年红学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如果细说起来可谓一言难尽,概括地说,可以把百年红学分为四个时期,即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时期,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时期,1954年批俞(平伯)运动开始形成的以社会学批评为主要倾向的时期和“文革”结束后开始的红学新时期。

  

   回顾百年红学的历史,我们发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在红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在当时乃至在以后多少年少有响应者,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真正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是蔡元培等人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证”。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运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论文,它主要是运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其对王国维的解读,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认可他的具体观点。但王国维对《红楼梦》文学的美学的研究思路和理念,从人生的根本问题去阐释体悟《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毫无疑问是代表了正确的研究方向。还在蔡元培、胡适发表他们的代表作《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十几年前,王国维就尖锐地指出了研究《红楼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错误,批评了索隐派。可惜的是,王国维虽然发表了开创新红学先声的标志性成果,却没有完成从旧红学到新红学的转型。

  

   在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十三年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发表。《石头记索隐》是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作。蔡元培用读史书的眼光看《红楼梦》,不仅把《红楼梦》中的文学人物与清代历史上的人物一一比附,而且要从小说中索出“微言大义”,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中本事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和所有的索隐派的根本失误是完全脱离作品的实际,脱离了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区别。

  

   在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之后四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这篇被称为新红学奠基之作的论文,对索隐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指出索隐派走错了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红楼梦》的附会”。胡适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的实证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做了系统考证,并在此基础之上,得出了六条重要的结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的儿子。(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大概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写书的年代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由于胡适的考证是建立在扎实的材料之上,在这场蔡胡论证中,“附会”的、“猜笨谜”的索隐派很快就败下阵来。胡适以无可争辩的优势确立了新红学的统治地位,也影响了几十年来红学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胡适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当然,胡适的考证并非无懈可击,当年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就挑出一些胡适考证中的毛病,比如第十七回焦大的醉骂,还有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的话等,蔡先生认为,如果《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中的贾府即是曹家,那曹雪芹这样骂贾府“似太不留余地”。其实胡适考证中的漏洞何止这一些,胡适的根本失误在于“自传说”。由于有关曹雪芹材料的限制,无论是胡适还是以后的新红学考证派,他们占有的资料都无法支撑“自传说”,都无法做到自圆其说,甚至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曹雪芹生于哪一年等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定论,那么“自传说”的漏洞就永远无法堵上。看来考证派虽然打败了索隐派,但也为自己埋下了危机,同时为索隐派的复活留有了空间。1951年,当胡适看到仍有人还是用他三十年前批评过的索隐“猜笨谜”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就不无感慨地说:“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的工夫,原来还是白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谜的‘红学’!”(《答臧启芳书》)胡适何止是白费了心血,如果说索隐派混淆了文学与史学的本质区别,那么“自传说”则是混淆了文学与自传的区别,索隐派走错了路,“自传说”的路也不对。当然这样说不等于认为索隐说与“自传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前些年曾有过一种观点,认为胡适的“自传说”与索隐派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看“自传说”说《红楼梦》讲的是“自己”的事,而索隐派的观点不过是说《红楼梦》讲“他人”的事,最终“自传说”与索隐派殊途同归。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问题,它混淆了科学的考证与主观臆测的索隐猜谜之间的本质区别,抹杀了建立在考证基础之上的新红学的历史贡献。科学的考证与索隐猜谜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批评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失误和错误,特别是他的“自传说”并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胡适为红学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作者、家世、版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正是胡适这些“考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拨开了索隐“猜笨谜”的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在百年红学的历程中,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是对红学走向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今天我们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审视当年的过程,应该说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学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注意《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品的思想意义,挖掘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同样为红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问题在于,由于时代的原因,政治因素的干扰,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并对后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撇开政治图解式的研究不谈,就是从学术层面的社会学研究视角看,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这种研究忽视了《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特征,社会学的研究对《红楼梦》历史文化内涵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那个时代,仍有学者努力突破政治因素的干扰,坚持文学批评的原则,在《红楼梦》文学艺术成就研究、人物形象的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如何其芳1957年发表的《论红楼梦》、蒋和森1959年出版的《红楼梦论稿》等。

  

   红学新时期我们在此不用多说了,这是一个研究多元化的时期,也是百年红学史上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而在我看来,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人们对红学历史特别是百年红学的深刻反思,多元化研究局面的出现正是人们对红学史反思的结果。那么,百年红学的历史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百年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无论是说《红楼梦》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还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他们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对《红楼梦》本体的认识上,都是没有把《红楼梦》看作小说、看作文学作品,都没有从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方面去认识《红楼梦》。若干年前,曾经围绕“什么是红学”展开讨论,其实争辩的分歧有更深层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是红学”,而是“《红楼梦》是什么”。这是根本分歧所在。在一些人看来,说《红楼梦》是小说,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似乎太浅薄了,不屑一顾。而国学大师王国维当年正是坚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对“以考证之眼读之”提出尖锐的批评。红学的历史证明王国维坚持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王国维不浅薄。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俞平伯先生,早年他是“自传说”的坚定倡导者,但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俞平伯一生都在修正自己的观点。到了晚年,他对《红楼梦》有了更冷静和清醒的认识,他曾尖锐地指出:“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越昌,红楼越隐。真事隐去,比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乐知儿女说红楼》)又说:“《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俞老的批评既是对自己一生红学事业的深刻反思,又是对当下红学种种现象的尖锐批评。当下在《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和现象,诸如“太极红楼梦”“曹雪芹和他的情人杀死了雍正皇帝”以及所谓的“秦学”等种种奇谈怪论,还能得到不少人的赞赏,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去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这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未来。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并不否认《红楼梦》考证的成果和历史贡献,但对作者、家世的考证,都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红楼梦》的创作,更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好地理解《红楼梦》深邃的文化内涵。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既不是什么朝的政治小说,也不是曹雪芹的自传,它是曹雪芹伟大的艺术创作。冯其庸先生曾说:“《红楼梦》作者的根本思想……是人的爱情应该是怎样心灵契合、晶莹澄澈的理想,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关系的理想,是对于人生的感叹和沉痛的反思,是对于知音毁灭的悲哀和永恒的心灵契合的追念。”(《我对〈红楼梦〉的解悟》)确实如此,《红楼梦》正是通过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兴衰,通过一群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和人生,它是曹雪芹对社会和人生深刻感悟的结晶。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有着永恒的艺术感染力,这才是伟大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

  

   百年红学,长盛不衰,根本的原因在于《红楼梦》本身的魅力,而红学的兴盛和丰富成果,更使得《红楼梦》广为流传,更为人们所关注。20世纪以来的百年红学,确实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迹,一代一代学人的努力在红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同时又有许多沉痛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红学百年辉煌”“百年红学风风雨雨”都不错。认真反思百年红学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084.html
收藏